編者按：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年興則國家興。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來內地尋夢、追夢、築夢，獲得了就業、創業和個人成長、發展的機會。這個夏天，香港特區政府原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作為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的高級訪問學者，與一眾可愛的北大學子，就國家發展機遇、個人事業前途展開了多場深入的交流。
土地治理與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文/何志平 趙思伽
趙思伽（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主要研究國家安全戰略與管理方向）：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大、階層固化的背後，是產業的高度單一和空心化，這也導致科創產業沒能發展起來。上述問題無論因果，都根源於香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不僅長期困擾香港市民，也制約香港發展。
內地和香港都實行土地公有制，地產相關收入是政府收入一大來源，這是討論「土地財政」（或「土地金融」）的前提條件。香港土地財政現象1970年代初凸顯，1980年代為鼎盛期。而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則一直被很多人視為香港極端貧富分化的「溫床」。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當時中央政府擔心港英政府在交回香港之前會將土地大量拋售，導致未來的特區政府沒有足夠的土地儲備發展，及足夠的賣地收入來支撐財政。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則希望香港樓價上升，這樣可以營造出一種香港人對香港經濟很有信心的氛圍。於是從1984年開始，香港每年的土地供應限制在50公頃，致使1985到1997年之間，土地價格不斷飆升，賣地則成為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而香港居民的主要資產性收入來自股市與樓市。回歸後截至2019年，香港恒生指數增長率為162.9%，房屋售價指數增長率為134.8%，遠超過平均薪金指數增長率85.1%，擁有金融資產及物業的市民實質收入所得遠超那些沒有資產的市民。所以，底層市民除了工資收入不高外，資產收入不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但高地價，使得特區政府的資源汲取不依賴於稅收，可以實行低稅政策和創造寬鬆的營商環境，香港擁有「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的美名。
在香港，政府土地收入、稅收和經濟產業結構的聯動反應表現為：香港所得稅制失衡催生出側重投機炒賣的房地產市場。香港投資實體產業需要繳納利得稅，投資房地產則不需要繳納。同時，香港沒有資產增值稅，也不徵收房地產增值稅。因此，帶動了大量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地產投機炒買使樓價一飛衝天。這降低了市場對創業產業的投入且大大抬高了創新活動的成本，使香港新興產業無法大規模發展。
當土地成為政府收入重要來源時，無論是出於政府政策引導還是稅制激勵，都引導大量資源流入了地產市場，擠壓回報周期長、容易失敗的產業的發展空間。雖然，追求「低投入-高產出」是理性高效的邏輯，可也不能忽視房屋本身的社會屬性，也不能忽視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危害。而長期制度延續下，土地公有制本身在香港不會被改變，土地收入有其必要性。解決建議:
1.正視已有的土地財政改革措施及不足。回歸前後，香港特區政府為調節土地供應問題進行了很多有益且值得學習借鑒的嘗試，例如，1982年設立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制度、1997年設立的土地基金、2004年開始採用的通過「勾地表」批租土地的制度等，使政府逐步擺脫了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但現實情況反映出，土地財政的調節政策既有時空局限性，也沒有緩解社會痛點。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 Demographia 公布的2022年度全球住宅可負擔調查報告（Housing Affordability），香港已經連續12年蟬聊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在2017年，香港住宅用地僅佔土地面積的7%，雖然有着比上海、深圳、新加坡等城市更多的人均土地資源，但人均居住面積卻只相當於這些城市的一半，是亞洲主要城市之中最小的。
2.增加政府土地儲備。「政府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是李家超政府「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的第一步，也是「破解深層次矛盾」的基本步，體現出特區政府試圖打破私人地產壟斷的決心。重奪主導權不應只是由政府供應土地，更應包括了適合建屋的土地皆掌握在政府手中、由政府推出發展。香港發展的經濟出路，根本在於政府掌握充足的「熟地」。所以，政府必須要「破除利益藩籬」，多管齊下紓解地產問題。
3.政府對潛力產業重點扶持，增強動能。李家超特首也明確指出，「香港其中一個深層次矛盾，就是我們的產業發展較為集中於某幾個，固有產業就是固有產業，沒有新產業。」政府只有「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才能有資源主動推動產業多元發展——這對於中央提出香港必須「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和「破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兩大要求來說十分關鍵。香港已形成非常獨特的三元經濟結構，即發展緩慢的傳統部門、快速發展的金融部門和長期處於超級滯脹的房地產部門，從而對階層固化、收入分配帶來重大不良影響。是必須由政府進行產業發展引導，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擺脫房地產對經濟發展的制約。
何志平教授：思伽同學前後兩次提出的問題，都是香港社會一直以來的最大痛點。土地是每個地方發展經濟的第一要素，與所有行業息息相關，尤其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其重要性尤為突出。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人口密集城市，璀璨繁華的背後是土地資源分配的無限沉痛。香港總面積約1106平方公里，已用土地佔總額的24.3%，尚有高達75.7%土地閒置，包括約40%（23個郊野公園、15個特別地區、4個海岸公園及1個海岸保護區）的郊野用地及大量農地。其中用於住宅的土地，僅僅只有6.9%。然而就在這6.9%中，又有高達一半是由小村落所佔據。這意味着，真正用於現代城市住宅的土地，只有3.8%。所以，香港市民只能望「樓」興嘆，迷你戶、劏房、籠屋盛行。
但香港不缺地，只是有地用不得。根據相關研究數據，1995年至2004年間香港已發展土地共增加7800公頃，而近十年來，這個數字卻銳減至1100公頃。當中，除卻某些社會問題，殖民時期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土地供應政策是香港土地短缺的一大主要根源。香港政治區域劃分為港島、九龍、新界三部分。前兩者分別是由1842年《南京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新界則是依據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從清政府手中租來的為期99年的土地。彼時按照《英皇制誥》，香港所有土地都屬於英國王室（Crown Land）。所謂的「賣地」也不是真的將土地永久出售，而只是出售有期限的使用權，因此稱為「批地」。早年批地期限長至999年，後來縮短到99年。故而港英時代港島、九龍的批地地契一般為期99年或75年，新界的地契則從1898年7月1日起計，年期99年減三天（三天辦手續時間）或75年加24年減三天。香港回歸後，原定1997年到期的地契則繼續順延，保證已獲批的土地使用權延續。
港英殖民統治初期及之後一百多年，大興土木和房屋建設、基礎設施發展，都是刻意局限在「割讓」的港島及九龍半島的「英皇土地」上，新界的廣闊遼源只是作為緩衝地區。港英不會在租借的土地上，做任何的投資發展！直至60-70年代，大量移民南下湧來，房屋土地緊張，港英才開始徵用新界土地，輻射發展「衛星城市」，如荃灣、沙田等。所以，今天香港房屋及人口密度高度集中在港九市區，以及還有大量閒置但不能發展的土地，也有殖民歷史淵源。
英國人如此一番操作，不僅掌控了香港的主權，實際上還獲取了整塊土地的產權。任何人想要獲得土地，須經港英政府批准並繳納地價或土地出讓金。同時，為了提高批租價格，港英政府還通過制定「法定圖則」，實行土地用途分類和限制，減少可開發的土地。特殊的土地制度，一方面使港英當局積累了巨額財富，一方面還賦予政府事實上決定產業、社會結構規劃，甚至暗中偏向某些特定群體的巨大權力。港督的獨裁統治使英國洋行可以通過低價大量獲得土地地契。及至70年代末，全港知名的四大洋行無不手握大量土地，並藉香港經濟起飛之機牟取了巨額財富。
這些，都給今日香港的土地與房屋發展埋下了隱患，以致土地所有權主要集中在少數富豪和地產開發商手中，並限制了土地供應的多樣性。香港的土地問題，關鍵在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把土地發展主導權灑落在法定組織、公民社會和執行機構手中，並綁定各種法律條例（與土地相關的法例超過十條）。目前全港農地有超過2/3在各大開發商手中閒置，其餘部分也少有人種植。我們只能感嘆殖民時代遺留下的土地制度實在「精巧」，既通過土地用途分類和限制保證了港英政府可在賣地時獲得高價，又能維持高房價令地產大亨們收益；待到土地儲備供應不足時則能根據需要低價補充，同時也可讓囤地的開發商大發橫財。截至當下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多年，在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前，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刻意阻擾特區政府施政，前朝遺留下來的舊土地制度反而成為政府促進發展、改善民生的桎梏。
縱望歷史長河，朝代及城市興衰都與土地是否公平分配密不可分。如何使得土地分配能夠兼顧到各個階層的利益，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掉以輕心的事情。香港面積不大，人口只有約750萬，特區政府如何謀求全面掌握香港土地，包括收地、改化、填海等，突破性解決歷屆特首說了多年「建立土地儲備、覓地造地……」，卻實績至今欠奉的困局，不妨深入研讀中央在建國後處理土地問題的成功經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一直與時並進，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進行實事求是地調整，始終採取惠及廣大百姓的土改政策。可以說，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及社會的長期繁榮安定與良好的、切中時弊的土地政策息息相關。香港，在這方面，確實應該早日從中汲取養分，大刀闊斧，自我革命，或是一個有針對性的好做法！
從影片《我不是藥神》看中華文化傳播
文/何志平 梁卓琪
梁卓琪（香港青年，北京大學社會系研究生）：《我不是藥神》是一個具體且貼地的故事。主角程勇中年萬事休，其父生病要錢做手術、妻子離婚要兒子撫養權。主角為了生存而走私仿製藥謀利，走私回來的印度仿製藥是昂貴正版瑞士藥的代替品，客觀上救助了大量基層窮苦慢粒白血病人。主角賺了百萬後轉型月入六位數的正當紡織業，但因親歷低收入病患者的苦難而放棄財富，再次走私。主角逐漸蛻變，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及自己作為社會人的使命，慢慢從一個逐利者轉化為一個奉獻者，縱使是以一種非常的方式。
「國家」在片中的具體表現是以「公安」作象徵，其中有發現走私藥原來是貧窮病人出路而陷入情法兩難的曹警官、了解到廉價走私藥及有害身體的假藥同時流通市面而着急調查的郝局長、因大量白血病人送別主角而刻意減慢車速的囚車司機。他們一方面執行穩定龐大的國家所需要的法律秩序，另一方面也在應對國家發展中所衍生的千奇百怪複雜性。國家沒有捨棄法律的嚴肅性，同時也沒有忽略群眾視角下合乎情理的特殊情況。情與法的兩難，因國家對「人」的尊重及敏感而維持着動態的平衡。
故事的原型在現實後續中，檢察院酌情撤銷檢控，相關藥物也進了醫保，國家還取消了進口抗癌藥物的關稅，而該事件也間接促進《藥品管理法》改革的司法進步。在政府職能部門的努力下，慢粒白血病的存活率由2002年的30%大幅上升至2018年的85%，是我國脫貧攻堅外另一顯著進步，也是國家和人民共同推進發展的範例。
社會學家中建構主義的代表帕格及盧克曼提到意識形態、合法性理念、身份認同等等的建構有效性很取決於與主體主觀體驗及情感的匹配度。我們得承認在現代性的衝擊下，相比革命年代的集體奉獻精神及人情紐帶，個人主義及功利主義在當代日常生活中佔上風。同時在國家14億人整體生活水平提高之餘，內部發展不平衡也是事實。感性和理性不互相排斥，愛國家是客觀認識到國家發展的挑戰，同時又因看到自己的能動性而自覺貢獻，從而推動民族進步。好比程勇因人與人的連結而從「個人」轉化成「社會人」，而他的行為也獲得了國家的正面回應，形式一種個體、群體、國家，三層次之間的有機凝聚。
學術上把「民族主義」分成「回顧性」及「前瞻性」兩類。《我不是藥神》預示我國發展出一種富積極性的前瞻性民族主義敘事的可能，其中我們關注當代中國社會所面對的真實挑戰。我們清楚看到問題，更勇於承認問題，還善於群策群力地解決問題。我們鼓勵每個人發揮其個體能動性及參與，同時也由國家上層領導下整合成國家意志。國家的存在使每個人自覺地看到使命及價值，而14億人的投入也使中華民族更加繁榮及強盛。
何志平教授：《我不是藥神》上映好幾年了，我前兩年也專門找出來看了，的確不愧人民日報的十四字點評，「很久沒有，這麼經典的中國電影了」。
敏感的社會醫藥問題，民眾關心的健康問題，隨着救贖與法治的衝突日益顯現，法與情，規則與生命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當醫療人命與法律要求恰相衝突，怎麼辦？《我不是藥神》給這個似乎難以兩全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答案：人人履責，伸出援手，對困難者施以幫扶。回歸現實社會，國家也及時給予行業改革及法律的修正完善。就像西方希臘悲劇《安提戈涅》（Antigone）中所提示的，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一種圓滿、完善的法應當具有人情味，內含一種情理，沒有情理的法是一種桎梏、一種奴役。即法律應當具有人性基礎，在充分保障人民需求的同時不斷改革完善，使其更加符合人民的期待，維護人們生活所需的切實利益，從而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我不是藥神》在內地獲得了高度評價和巨大的票房成功。
可當讚譽浮華褪去，我們可以看到載着這部電影目光的僅僅是內地觀眾，國際市場呢？可能多數香港人都沒有看過，又遑論其他的中國電影呢？中國電影何時能真正突破文化差異所造成的的傳播壁壘，進一步激發海外受眾的觀看興趣？想想狂攬全球票房18.2億美金的《功夫熊貓》系列，從2008年首部面世，到2016年第三部熱映，其中僅《功夫熊貓三》在內地票房就超過10億人民幣，文創衍生品收入超過15億人民幣。美國人用美國好萊塢的手法，加入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為題材，創造了又一個文化商業奇跡！
眾所周知，影視作品傳播與國家經濟實力，尤其軟實力休戚相關。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達、實力強大，影視行業也會隨之較為發達。如果一部影視作品暢銷全球，其本身附帶的文化影響及價值觀亦將潛移默化地傳播到全世界。比如好萊塢美國文化。後來大獲成功的《花木蘭》、《變形金剛3》、《月球隕落》等，無不充滿了中國元素。一向趾高氣揚的「大美國主義」也知低頭謙卑、採長補短，利用他國元素，我們呢？
習近平主席強調：「新時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必須要有新氣象新作為。」並提出「七個着力」的要求：「着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着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着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等。我以為，這是大國文化自信，就是讓中華文化走出世界，惠及全人類。中華文化應該乘着「兩個結合」和「七個着力」的風勢，將其優秀傳統文化核心價值普世展開。
落實到具體行動上，何以中國？不由憶起年前美國《新聞周刊》一篇撰文，西方人眼中，中國就是漢語、北京故宮、長城、孔子、道教、孫子兵法、兵馬俑、莫高窟、唐帝國、絲綢、瓷器、京劇、功夫、針灸與中國烹飪等代名詞，一串串的文化符號。「文化」作為一國之魂，符號被稱道固然可喜。但至今未能讓外國人清晰的了解和認同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而這也正是香港人莫大的機遇和發揮空間。兩文三語，「國際視野」，或者說，東西文化交融與長期以來的中西生活方式，以及香港影視行業曾經的輝煌，絕對可以協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走出國門。
畢竟，擁有的未必就是必然，活化巧用、融匯創新才是上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猶如一座充滿商機和奇跡的聚寶盆，兩地攜手，優勢互補，從人才到資本，構建出從產業鏈體系到商業化運營的現代文化產業完整體系，那麼中化文化揚帆出海，走向世界，指日可待！
當有一天，美國的米奇老鼠、唐老鴨亦開口講中國人自己的故事，暢想着美麗的「中國夢」，中華優秀文化尚「功夫高強」，「打遍天下無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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