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年興則國家興。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來內地尋夢、追夢、築夢，獲得了就業、創業和個人成長、發展的機會。這個夏天，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原局長何志平，作為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的高級訪問學者，與一眾可愛的北大學子，就國家發展機遇、個人事業前途展開了多場深入的交流。
從港人對「一帶一路」認知淺議兩地「國際視野」
文/何志平 楊同學
楊同學（香港青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學士）：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近年來的重要國策，一直備受關注。近日舉行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也不例外，得到了傳媒大篇幅的報道。不過，耐人尋味的是，當我和朋友們談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朋友們似乎總是一頭霧水，彷彿從未聽說過這些國家，甚至發出了「尼泊爾在非洲嗎？」、「塞爾維亞在哪裏？」等讓人啼笑皆非的疑問。這不禁讓我反思，香港人所引以自豪的「國際視野」，為何竟至於如此失靈？
每當香港青年被問到自己相對於內地青年有什麼優勢的時候，「具備廣闊的國際視野」往往是一個熱門答案。不僅香港人自己如此認為，就連內地的朋友們也時常抱有同樣的想法。我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就有不少同學喜歡和我交流關於國際局勢的看法。他們認為我作為香港人，必定會對外國發生的大事有深刻和獨特的見解。
事實上，這樣的印象不無道理。在改革開放之前，香港一直是內地接觸世界的重要門戶。相對於內地，當時作為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有着多項聯通外國的有利條件。信息的自由流通、英語教育的廣泛普及、外企的入駐投資……凡此種種，都讓香港人得以更快、更精確地了解國際大事，掌握世界脈搏。但這也造成了香港的「國際視野」的局限性。備受英國影響的香港，其國際目光往往只聚焦在西方的發達國家，尤其是英美等英語國家身上。對於其他國家所發生的情況，港人卻知之甚少。當然，這樣的國際視野如果放在上個世紀，無疑已經足以形成一種相對優勢，但若放在今天，則未免略顯膚淺了。
改革開放以後，出差、旅行、留學開始成為了很多內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中國留學生」幾乎成為了歐美高等院校的最大留學生群體，一線城市的不少青年，已經具備了媲美香港青年的國際閱歷，提起歐美流行文化、政經形勢時總能侃侃而談。與此同時，內地關於中亞、非洲、南美等國家的研究，也在不斷增加和深化。我在北大就讀時，校內就有數十門不同的外語課可供選修：斯瓦西里語、孟加拉語、波斯語……種類之多，每每讓「選擇困難症」的我犯難。身邊的同學，亦有好幾位選擇畢業後前往埃及和俄羅斯等國家工作或留學。內地的新一代青年，正在迅速地拓寬國際視野，走向更廣闊的國際舞台。
當今的世界，已經不再是上世紀的世界；現在的香港，也不會再是從前的香港。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機遇，近來特區政府積極與中東和東盟國家謀求合作，也正是希望香港能在日趨紛繁複雜的世界變局中，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作為香港青年的我們，自然也是時候睜開眼睛，好好看一看這個世界的不同角落。要是繼續安於現狀，恐怕在不久的將來，港人的國際視野就真的要泯然眾人矣。
何志平教授：
由Chuen Chit的反思，看得出來很多香港青年在覺醒，在努力追求時代進步，真的為你們開心和驕傲！
正如我們上次談話所提及的，香港處於中英兩國的歷史交匯要衝，要深入了解香港，必須清晰香港背後交織複雜的中國近當代史、英國殖民史和世界史，以及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改變了香港的歷史發展，塑造了香港人與英國人、外國人之間的交往生活方式，決定並限制了今天香港人的「政治眼光」和「國際視野」。或者說，香港人不問政治，不談政治，只有經濟現實主義，鮮有國家概念和民族意識。
但國際視野是什麼？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以整體的、全球性的視角來看待世界，不僅僅是局限在自身的視野之內，而是把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事件和問題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多元、綜合的認識理解和思維判斷。
因此，大家常說的香港「國際性」及香港人有的是「國際視野」，其實只是泛指經濟、社會活動以及中西結合的生活方式。香港作為亞洲率先完成現代化的城市，二戰後的獨特戰略地位和經濟的迅速崛起，實際上僅僅是給各國、利益集團及外來人士提供了一個自由的經濟、貿易活動平台。香港的對外關係，仍然非常薄弱和片面。香港人的社會經濟活動，語言交流方式，以及文化精神秩序，多數都是圍繞及迎合這些外來需要和因素而做出的反映和配合，自身並沒有發展出對國際事務的深厚興趣和深刻認識。
所以，儘管十月中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全球超3/4國家參與，整個世界為之矚目，但在香港，除了業務相關和生意需要外，多數人可能還都是漠不相關，覺得距離自己很遙遠。這也是習近平主席在去年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的重要講話中所強調的，特區政府「要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從大局和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未有百年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內地的青年人在中國經濟體躍居世界第二的同時，迅速進入角色，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內地社會和高校也早以面向「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拓寬國際視野、厚植家國情懷和戰略思維的卓越人才為教育目標。這從國外的龐大中國留學生群體，完全可以顯現出來。內地青年人在「大國之大也」的環境中，胸懷「國之大者」，躋身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香港青年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兩文三語，「國際視野」，本就是香港人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又何時能以家國為起點，從國家看香港，再從香港回望國家呢？
從這一點上，我更願香港人把今天的「國際視野」視為回歸家國認知、家國情懷：一種跳出香港看香港，不僅具有世界眼光、中國情懷的愛家愛港愛國的真情實感，又是不止於家、不止於港、不止於國的寬闊胸懷。既體現為對國家的高度認同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又張顯為對世界的接納與包容；既是一種對國家對同胞的深情大愛，又是一種合作共贏的美好願景。
新時代的香港青年，生逢盛世，前程遠大，更要樹立積極的人生目標和理想信念。曾經再多的優勢，隨着時間推移和國家不斷發展變化，自困心態及一味「躺平」，都將風光不再。香港青年，是時候睜大眼睛，與內地朋輩一起，互學共鑒，互促互進，才能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與時偕行，充分發揮所長，成為時代新人！我看好你們！
香港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略論
文/何志平 趙思伽
趙思伽（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為國家安全戰略與管理）：
香港回歸26年，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在「民生」和「民心」上都有表現。「民心」問題根植於香港殖民歷史、教育以及身份認同的錯誤建構等諸多政治和文化因素，而「民生」問題，二十大報告中的相關論述是：「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長期以來，香港一系列深層次經濟社會矛盾之所以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認真處理，一在於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擠壓民生問題在公共議程中的位置，也讓特區政府無法有效施政；二在於，特區政府對香港經濟的控制極弱，這也是政府管治能力低下的原因之一。因此，改變經濟力量對比，「破除利益藩籬」是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的經濟基礎。
什麼是香港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難以破解的症結在哪裏？王振民教授認為，「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的矛盾」是香港現在面臨的最深層次問題。資本主義信奉個人奮鬥和低稅，香港回歸前，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原則上是盡可能少地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政府不會無限擴大公共福利。回歸後，政府稅收政策的變化，富人需要交更多的稅，社會福利越來越好。這裏面的一個矛盾點在於，當增加稅收、增加社會福利、「劫富濟貧」太過嚴重時，資本家就會開始考慮的「最自由」營商環境是否會改變，使得一些香港工商界的頭面人物近年開始進行產業轉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研究助理許政敏認為，香港在經濟、政治、文化與民生四大領域均有深層次問題。其中，主要矛盾是香港經濟基礎單一導致的經濟失衡，次要矛盾是泛政治化突出、文化發展滯後與民生資源分配不公。香港經濟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港元實行與美元聯繫匯率制，次要方面是過度依賴金融服務業、全球虛擬經濟萎縮和實體經濟的復興、內地經濟放緩壓力的聯動影響。他強調，香港問題的終極原因是港元與美元掛鈎構成的二律背反：一方面香港憑藉與美元聯繫匯率制，奠定了其東南亞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外國勢力通過操縱匯率干預香港經濟政治穩定的導火線。而目前香港社會迫切解決的深層次問題是社會民生問題。
除了經濟決定論，也有專家和議員更加重視文化認知的影響力。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吳志斌認為，香港深層次矛盾無論是身份認同和捍衛核心價值的問題，還是貧富懸殊、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青年無法上流等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文化認知的矛盾，是殖民文化和愛國文化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觀念上的矛盾。換言之，房屋問題、貧富差距等都是文化認知矛盾的外溢。吳傑莊議員則認為，住屋、青年上游、貧富懸殊等問題並非香港獨有，而最根本的問題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缺乏主人翁心態，認為國家發展、香港發展無關自己痛癢，久而久之造成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疏離感，失去了中華民族的歸屬感。
在政界，雖然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明晰的界定，但多有相關施政綱領和政策，議員也有熱烈的討論。這其中，土地問題不僅長期困擾着香港市民，也制約着香港發展，在需要破解的難題中佔據着關鍵的位置。「政府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是李家超政府「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的第一步，也是「破解深層次矛盾」的基本步。李家超上任特首後即成立「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及「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來統籌與土地房屋有關的工作。他指出，「現在有一個現實，我們都能看到，就是不夠地、需要不斷造地。為什麼會不夠地？涉及不同原因，雖然每屆政府都很努力處理土地房屋問題，但我們的確有一段時間沒有怎麼造地。」中央政府政府也很關注這個問題，例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便提出香港要「告別劏房及籠屋」。黎棟國議員指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之一是土地及房屋長期供應不足，導致輪候公屋的市民需輪候時間過長，且大量市民生活環境惡劣。1956年的石硤尾大火促成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發展，香港貧富分化問題進入了政府議程。貧富分化問題不僅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中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問題，也是一個全球性難題。香港目前已基本實現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但在香港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經濟民生問題的依舊突出並仍將會是社會主要矛盾點。
何志平教授：
思伽同學以上的總結論述，其實就是自2003年中央提出香港要注意解決「深層次問題」以來，香港各界迄今還在爭論不休的話題。最近適逢「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我一直在整理過往於聯合國、歐美社會宣揚的「一帶一路」倡議可以突破「全球化1.0」困境，開啟「全球化2.0」，推促世界及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系列稿件。今天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體，包括香港，既受益於二戰後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諸多利益，又受困於其帶來的問題和積存弊端、痼疾，如經濟結構失衡，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加劇，文化衝突升級等。當然，香港的問題更複雜一些，還夾雜了歷史性、地理性以及政治經濟性等多方面原因。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全球化現代大都市。回歸前，港英政府都對香港民生，特別是華人社會問題置之不理，實施的是華洋分治。香港的城市定位也非常明確，經濟貿易城市，只注重保護英商在廣州生意的利益。及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大批內地移民南下到港，本地人口劇增，土地房屋緊缺，教育、公眾衞生等壓力巨大，社會出現各種需求和問題。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事件釀成的騷亂及1967年的反英暴動，就是最直接的反映。1973年《麥健時報告書》的出台和新一任港督麥理浩的改革措施，香港的社會民生才算開始進行管理。但這一切，完全建立在香港這片土地和民眾要為英國人創造更大化的經濟利益之上。港英政府從一開始，都不斷地在向港英商人讓利，美其名曰「小政府大市場」。其實是殖民政府為英商闢路，充分給予他們各種專利和開發權，在香港本土賺取華人市民的血汗。甚至港英的華籍代理人，也成了本地土豪財閥和華人的貴族精英。
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為國家改革開放、聯通世界充當先鋒；八九十年代又得益於「全球化1.0」，躍升「亞洲四小龍」。但不管利潤的第一次分配，還是第二次分配，都是港英政府控制下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配置，有些方面一直延續到了今天。香港的億萬富豪在全球排名榜高居第二，香港的貧富差距長居世界第一。所以才有經濟學家會說，香港經濟是壟斷資本控制下畸形的裙帶經濟，一切以壟斷資本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壟斷資本還掌控着香港的命運。高房價、低收入、貧富差距、青年難以向上流動等，不過是它的必然副產品。現在，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之所以難以化解，不僅有政治架構上的互相牽制，造成施政困難；也有政府長期信奉「小政府大市場」模式，在新時代處理全新的經濟和政治、社會問題挑戰時，有時缺乏戰略能力。再加之西方社會和反對派不斷攪局和挑起事端爭議，人為製造了各種困難。讓我們感到慶幸的是，在中央的積極支持下，香港已進入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發展新階段，管治權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並開始全面排除泛政治化的干擾，政府和社會各界不必再把寶貴的精力浪費在無休止的政爭之中，求穩定、促發展已成為本港社會共識，全港上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新氣象已經形成。
當下最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在新形勢及新一輪「全球化2.0」即將到來之際，自我覺醒，自我改革，並配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步伐，加快經濟定位及角色的調整，抽絲剝繭般的一步步走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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