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年興則國家興。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來內地尋夢、追夢、築夢，獲得了就業、創業和個人成長、發展的機會。這個夏天，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原局長何志平，作為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的高級訪問學者，與一眾可愛的北大學子，就國家發展機遇、個人事業前途展開了多場深入的交流。
新時代如何重塑香港青年對內地的社會心理和正確認知
文/何志平 劉詩朗
劉詩朗（北京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碩士，現為香港賽馬會管理培訓生、元朗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委員）：
自2016年前往北京求學，已經度過了數年光景。作為一名內地港生，我不免會對國家民族和認同歸屬的論述進行很多思考和反思，漸漸「香港是中國的『化外之民』」這一概念，成為我對香港一種深刻的印象。
香港回歸二十餘年，如何落實「第二次回歸——人心回歸」也成為了無數政治學者和愛國愛港人士積極探索的重要命題。長久以來，香港社會形成了對內地一種相對穩定的認知框架，使得市民對國家存在誤解、誤讀且迂腐的認知。這種穩定性來源於香港對西方的「自我殖民化」和「去祖國化」的過程。回歸後的後殖民時代，香港社會需要面對「價值轉向」，也就是從西方以外的知識轉移到自身以及世界上。可惜，香港社會一直脫離不了西方文化基礎，在社會傳播上擴大了東西方對立，進一步強調了東方主義裏面野蠻與文明的差異，蒙昧和啟蒙的對立。香港社會失去了使用「辯證」思維的能力去理解世界，對世界的理解流於表面和單一。
「辯證」，是我在內地學習最大的收穫。在學術上，內地高校不論專業，學生都必須學習東西方文化語境下的政治、歷史，以至於各種哲學命題，這個過程能全面的認知社會、歷史和政治的相互邏輯，從中建立一種多變和開放的思維模式，對建立公民的社會性有很大的貢獻。在生活上，學生必須學習體育項目，和同學同吃同住，從基層開始參與學生工作，也就是學習包容，不執着於自身眼界，放眼世界和嘗試。還記得「修例風波」期間，我身在北京不乏受到來自香港同學的抨擊，反之他們所鄙視的內地同胞，卻能持平地問「他們背後是否有什麼苦衷，是我們不了解的？」如何客觀理解矛盾，保持積極社會態度，是香港社會迫切需要培養的精神和態度。從偏見到共識，在於尊重、謙遜和勇氣。
何志平教授：
詩朗的思考和反思，甚至內心的吶喊和呼籲，正是我強調的香港青年對祖國從「接觸」、「認識」，「了解」、「尊重」，到「認同」的整個過程。
時至今日，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日在媒體網絡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這群人？還是成天幻想着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看香港街頭出現「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相信經過了近年種種暴亂，香港人得到了一定教訓和反思，心中也有了真正的答案。2020年6月3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高票通過的香港國安法，可謂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直面解決矛盾；香港立法會7月6日三讀並全票通過的《202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沒有任何反對，意味着這部草案不僅代表了香港的意願，更代表了國家意志。這是對香港過去混亂局勢的終結，對大治的確定！
但新時代下香港未來究竟如何高質量發展、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掉隊，如何重塑香港青年對內地的社會心理和正確認知？
我以為，首先，最根本的是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正確, 就是國家觀念、愛國護國不可置疑的立場。香港青年問題是香港的大政治，事關社會民生政治，也事關國家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需的粘合劑，它的作用不言而喻。小到市民態度公正，文明包容，避免使用一些冒犯及歧視他人的用詞，不歧視內地人或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大到特區政府的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言辭必須同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對國家政策法規的理解非常正確、非常深入，執政策略、路線思路能站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為香港眾多社會階層謀求「兩制之利」，從而加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長期利益。因為，政治正確是對歷史的警醒，是對人性的教訓，是一個國家和社會共同的記憶。所以，香港的政治正確既涉及青年的去殖民化教育（國民教育），又體現在香港民生、愛國者治港實際能力、與中央互動能力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實現能力之上。
其次，需明晰了解港英殖民地150多年來的統治和本地的教育，都是要抹去香港人的政治觀念、國民身份、民族意識和文化根基，造成與中國本體格格不入的香港本土文化和心態！其實歷史上，香港並沒有「禁區」，港深（廣東與香港）之間從來也沒有真正的邊界，所謂禁區直至60多年前才出現。
1841年，香港島被割讓給英國。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新界租借給英國。彼時內地與香港之間，依然沒有邊境管制，深圳河兩邊的居民可以自由往返。港英僅僅是將新界作為一個緩衝地帶來對待。即便1949年新中國成立，兩邊居民照樣享有自由往來的便利。香港人就是廣東人，香港話就是廣東話，香港的早茶，就是廣東早茶——同根同源同種同文化，並不因為你住在深圳（寶安）而我住在香港有任何差別，也沒有香港人內地人之分。
一直到了1951年，港英開始設立邊境禁區，並陸續在深圳河以南豎立高高的鐵絲網。1962年，將與深圳相連的地區全部納入禁區，總面積2800公頃。自此，深圳河以及河以南的禁區成為香港與深圳之間的地理屏障，成為兩地人員交流往來的屏障，並逐漸對一些港人心理產生微妙影響。也就是那時，香港才開始自成一隅，獨自發展。所謂香港本土文化，也才開始出現。
從1960年代到1997年回歸，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都視以不曾與中國內地交往為光榮，為「港英政治正確」。據說當時的香港人，如曾到過內地，或與內地有「深交」關係的，絕不能做港英政府的公務員，或警務人員！
印象中在回歸的前幾年，90年代初，有一港英政府的在任署長，因曾跟內地的一些官員接觸，而被末代港督粗暴押離辦公室，並即時革職！這事件連日成為新聞頭條。立法局也即時開啟緊急會議傳召政府「銓敘司」（公務員事務）質問。末代港英政府高調的處理這個案，是殺一儆百的在回歸前香港人和公務員意識中，種下「與內地人員不能溝通接觸」的惡毒種子！類似事件的影響震懾下，香港的華人精英都以未到過中國內地且從未有內地交往關係和經歷為傲！回歸前後的多年中，中國內地便成為香港「高等」華人及華人精英，甚至一般青年學子們認知裏與心靈上的「禁區」！
1997年香港回歸後，深圳河邊境的禁區並沒有解禁。所以香港公務員的思維，也是一切只圍繞深圳河以南的「一畝三分地」這個「井底」而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後來，香港不少智庫、學者不斷探討香港回歸後的出路，但大多對香港能夠自己解決困境非常悲觀，而他們得出的融入內地發展的觀點又被某些固有的力量妖魔化，令社會對兩地融合、通過國家資源解決香港問題避之不及。如果近年系列的暴亂事件，能夠令社會各階層有進一步腦洞大開的思考，香港方有希望。
其實，我們今天真正需要的，不僅僅是打破地理上的禁區，而是要跳出思想的限制和禁錮！只有從後殖民意識的心理禁區走出來，我們才會發現大國之所大，明白何所謂「國之大者」，重新尋找中國香港人的自身價值和擔當。
如何實現香港民心回歸
文/何志平 李冠儒
今年，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團正式開展，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重大嘗試。按照鄭婉卿等港澳學者的研究，去過內地的港人對祖國的認同感，要較沒去過的高不少，自然有助於增加香港青年與內地的聯繫。不過更重要的，是要檢討完善相關制度。
李冠儒（香港青年，北京大學本碩博學生、另有東京大學與早稻田大學雙學位）：
為此，我與不少老師、家長以及學生交流。有不少同學反映自己去東江縱隊紀念館等地，導遊用普通話介紹抗日歷史，然而香港學生因普通話水平有限基本聽不懂。還有不少同學表示自己對科技企業感興趣，更希望目睹一些高科技商品，但在參訪期間卻只看到文字展覽和PPT，未能參與科技產品應用與員工試操作等環節；也有住在西九龍高鐵站的師生表示，部分學校被安排乘坐第一班高鐵，卻被要求必須前往學校集合後一同出發，所以5點多就要起床，缺乏公共交通工具安排。這些細節，不免減少「公民科」在人心回歸層面的效果。此外，人心回歸問題是跨世代問題，家長對內地考察團的顧忌與擔憂遠較學生多，例如擔心內地過於「髒亂差」等，十分有必要針對家長就內地考察團開展說明工作。
另一值得探討的話題是「國泰歧視案」，當時香港與內地均有很多媒體報道更多類似的歧視事件，也有批評說這是嘩眾取寵、煽動仇恨與對立。當時的內地人，一般批判國泰航空員工服務態度惡劣，質疑此外的許多港人也對內地人有偏見。但香港社會裏也有很多人對最終處理結果感到不滿，置之不理的話不利於民心回歸，也妨礙兩地相互理解。
具體來說，有港人認為兩地反歧視機制上不對等，質問「自己若在內地因說廣東話而被歧視，似乎沒有類似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組織」；也有港人反映香港強調隱私，表示本地法律充分重視隱私權。在事件爆發後就有部分香港市民質疑，內地投訴人的錄音不具備合法性，並強調若港人錄音後在網絡上煽風點火，很可能引侵犯個人私隱而被追究責任。還有人反映，內地媒體評價該事件有「上綱上線」及「雙重標準」的嫌疑，容易製造一種「內地人對、香港人錯」的政治正確。目前該事件已告一段落，但還需檢討如何讓兩地人理解對方的真實想法。例如在隱私話題上，港人亦需理解在缺乏錄音的情況下內地旅客難以自證被歧視等問題，否則難以實現真正的人心回歸。
何志平教授：
冠儒了解到的上述相關的具體問題，雖然只是冰山的一小角，其實就是自中央近年提出香港要解決「深層次問題」以來，香港各界一直所爭論不休的話題：香港與內地的隔閡，以至心靈上的對立，感情及行為上的分野。我以為更進一步來說，就是涉及文化價值觀念的意識形態問題。這意味着，不能單純關注香港的「政治回歸」，還要從文化層面來關注「人心回歸」。
我在2002年上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伊始，就曾拚命推廣青年國民教育及兩地系列交流活動，冀望憑借加強香港人與內地同輩的交往，從而增進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認識、了解、尊重和感情，以致達到人心的真正回歸。可惜那時正值回歸初期，舊日殖民氣氛籠罩濃郁，各種阻礙重重，各界關注焦點也全然不在此上。如今香港幾逢危機、痛定思痛下，大家開始認真反思人心回歸、文化融合，無異前進了一大步。然而人心問題涉及價值、信仰、意義、認同，乃至情感以及由此奠定政治活動的正當性問題。香港本土人在英國長達150多年的「去中國化」殖民教育荼毒控制下，只有現實主義，鮮有國家概念和民族意識。
特別是港英統治最後的四十多年（1950-1997），潛在的文化政策就是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兩個身份分隔開，越遠越鮮明越好；就是香港人在香港的居民身份，和香港人在中國的國民身份之間，劃下鴻溝！同時也積極培養本地人的「大香港主義」，讓其自以為是的驕傲，充滿優越感和排斥外地人的小島心態。多年前，在香港剛剛回歸不久，我被訪問時提及有沒有一些增強香港青年國民身份認同且立竿見影的具體舉措時，馬上想到身份證！
身份證是作為一國公民身份認同的非常重要的象徵，普通香港人既有香港身份證，也可以有往返內地的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我曾經持續進行一個調查，問有多少香港青年擁有回鄉證？答案是1/3，有時候是25%。為什麼會這樣？沒有回鄉證就不能回內地，又如何鼓勵這幫青年接觸內地、認識國情？現在香港人申請回鄉證，需要前往中國旅行社申請並付費辦理。這就很怪異，為什麼香港人可以免費申請成人身份證，但作為中國人證明的回鄉證卻要付錢後才能辦理？特區政府負責承擔為港人發放香港身份證的全部費用，為何不可負擔為香港青年發放的回鄉證費用？因此，特區政府完全可以考慮在香港青年滿18歲時，免費發放回鄉證，證明其中國人的身份，甚至可讓愛國團體募捐籌辦，免費給他們提供往返廣州或家鄉和香港的火車票，讓他們有一個身份、有一個途徑去接觸祖國，進而潛移默化地加強血脈身份的認同。此中，更重要的是能找到直接接觸香港青年的方法。
上世紀70年代，港英政府籌辦了很多新潮舞會、大型暑期活動，只為契合當時青年發洩精力的需要。如今21世紀，我們仍需舉辦舞會來討好青年？還是以為不斷成立各種青年組織，就可以了解他們的內心狀態？其實，只要作為成年人的我們，學懂放低身段，以一種非家長式口吻，用青年之間流行的語言，去講他們聽得懂的道理，讓香港的青年們自覺尊重自己的中國國民身份，這才是真正地邁出民心回歸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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