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年興則國家興。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來內地尋夢、追夢、築夢，獲得了就業、創業和個人成長、發展的機會。這個夏天，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原局長何志平，作為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的高級訪問學者，與一眾可愛的北大學子，就國家發展機遇、個人事業前途展開了多場深入的交流。
香港青年從政入門路徑及政治崗位優劣勢
文/何志平 龔亮容
眾所周知，香港歷來以金融服務、旅遊、貿易、物流等傳統行業聞名全球。但傳統行業的逐漸飽和、固定，以及創造的就業機會之少和整個社會產業單一化，早已無法滿足青年就業需要，香港青年從政、上流上升的渠道更是困難重重。為此，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高級訪問學者何志平教授與一眾北大學子展開了討論。
龔亮容（香港青年，20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
我對現時擁有政治抱負的香港青年，目前從政的入門路徑和政治崗位進行了疏理歸納，並調查比對不同崗位發展優劣：
一、政黨，加入政黨是現時從政最常見的方法之一。其目標功能明確，就是提供人才競逐政治公職。一些具規模的政黨更擁有完善的資源配套、策略支援和人才培訓機構，青年容易累積人脈。然而，內部競爭相當激烈。如要爭取一些重要機會或崗位，要有足夠心理準備，累積長期工作經驗才有晉升的機會。此外，政黨是一個整體，若市民不滿政黨的表現，就會指責該政黨所有成員。對於青年參政者而言，背負政黨背景算是好壞參半，風險及機遇並存。
二、傳媒或網絡平台，不少對政治政策有興趣的青年都會透過傳媒網絡平台參與相關公共事務。首先，可有較大空間以不同角度，客觀分析及參與公共事務，向大眾傳播展現政治見解和能力；其次，成為網絡意見領袖容易累積穩定支持者；第三，部分平台也提供較優厚的報酬予政治記者及評論員，收入相對穩定，能夠全情投入。不過，這種途徑也有明顯缺點：比較難深入了解政界的實際運作情況；發展前景相對其他途徑（如政黨）不清晰；個人及所屬機構都沒有實質政治權力，影響力相對間接和不確定。
三、智庫，年輕人加入智庫從事政治或政策研究，可有較多機會直接與政策制定者互動交流，進一步了解政府思維，面對困難的應對方法。從一個較高層次、政策制定的層面了解及處理不同社會議題，有助訓練青年的政策研究及倡議能力，從中訓練從政者所需的能力。可另一方面，香港智庫普遍資源有限，薪金偏低。對年輕人吸引力不足，無法挽留他們長期服務。香港社會或政治環境對智庫需求也不大，不少利益團體（如商界）都有自己的渠道影響政府施政，智庫可發揮的政策影響力不大。
四、功能界別團體，在立法會或選舉委員會中均有相應的界別。加入這些團體的有志青年，普遍必須是該行業的從業員。他們透過立法會或選舉委員會渠道參與政治，明確代表業界的權益。該崗位雖然沒有大型政黨內部競爭激烈，但大多數都需在其行業內獲得相當聲望及地位，或在行業聯會等組織出任領導職務。對於以此為政治仕途的青年人而言，恐非易事。
五、青年組織，不少香港青年組織都是服務社會和致力於推動青年發展的重要平台，及發掘培訓年輕政治人才的渠道。經常通過與政府、政黨以及中央機構合作，舉辦青年活動來招募有潛質、表現積極的青年加入，參與組織運作。參與青年組織也有助於獲得公職，部分組織每年會推薦成員給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機構擔任公職。可是，青年團體工作普遍甚少接觸政策制定或政治遊說，年輕人未必能獲得足夠的相關訓練。另一方面，青年組織中大多是義務形式，收入低微且不穩定，從政的發展前景並不清晰。
六、地區組織、社團及關愛隊，如社區關注組、居民組織、鄉村代表，是服務普羅大眾的前線，較多專注於社區民生議題。有志青年加入其中，較常見會往區議會議員、地區咨詢委員會和鄉議局方面發展。在地區組織起步，會有較多機會服務基層，累積實際民政及區政經驗，學習溝通、組織動員及累積知名度。這些經驗，尤其對日後參與選舉有重要幫助。
七、公務員（政務主任、行政主任及紀律部隊），過去每年有不少在京畢業生投考特區政府各類公務員職位。特區不少主要領導官員皆來自政務職系，近年更有不少經紀律部隊轉任。這些職務，能讓青年熟悉政府內部運作，累積豐富的管理及政策制定經驗，以至大量政商界人脈，並擁有相對優厚的薪酬，但公務員考核要求高且競爭相當激烈。
當然，從政路徑從來沒有既定方程式，沒有人能夠保證加入政黨就一定能夠成為區議會議員，甚至立法會議員。每名從政者都需要按自己的能力、意向和人生際遇，摸索一條屬於自己的從政道路。
何志平教授：
亮容對現時香港青年從政途徑的觀察分析，使我一下想起了去年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新時代香港青年能否不斷增強國家認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直接影響到香港能否持續繁榮穩定、「一國兩制」能否行穩致遠。
我從來都覺得，隨着97回歸後香港與內地日益頻繁的交流合作，香港青年創業建功的舞台只會越來越寬廣。只要找準「香港之所長」與「國家之所需」的交匯點，就是我之前所說的，既極具「國際視野」，又胸懷「國之大者」，把個人發展與國家命脈緊密相連，香港青年就能為自己找到最好的發展方向。
香港青年有意從政加入政治機制行列，也絕對是好事。過往香港人從政，基本就是兩個渠道：或是從「邊」切入，即是從社會、基層議會議員開始，而後轉入政府；還有就是通過公務員考試，直接報考政府提供的職位。但香港公務員系統沿襲自英國文官制度，講通才，重執行，也就是所謂的只有管治精英，沒有真正的政治領袖。新時代下，香港要實現「由治及興」，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及公務員體系就必須以自己「當家做主」的意識心態，來應對處理現今香港新形勢下出現的各類問題。
這方面，特區政府或許可與相關內地的大學合作，學習建立公務員升職前的培訓與長期培訓等，增強對中國國情、特區政府運作模式及行政立法等的了解、認同。就像內地，某官員到了某一級別（例如升副處級），每次升級以前都一定要去地方黨校學習三個月到半年。此外，還有專為省部級培養後備人才而設的一年期「中青年幹部班」。這種培訓除了訓練人才與時俱進，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和科學文化水平之外，最重要的是培養共同價值觀和團隊精神。
另一方面，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政黨，只有論政團體。回歸後又沒有一套培養政治人才的系統計劃。如何建立一套廣泛吸引、培養政治人才的制度體系，讓更多的有志有能有才之士，能夠進入政府人才庫，有更多參政議政的空間和機會，是需要迫切面對和考慮的。尤其是對青年政治人才的孵化培育，更應及早開始，甚至從小開始。內地的優秀青年政治人才，他們的政治意識、政治能力都是從小學習培養。小學時期（6-12歲）以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為榮，立志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中學時加入共青團（13-15歲），宣誓成為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高中至大學時期，開始申請入黨，一生追求共產主義信仰；大學畢業後直接入職或參加公務員考試，肩負時代重任和歷史使命，為國奮鬥奉獻。
所以，我才說，人才不是靠培養，而是自我有機地成長。領袖也不是我們去找的，是在特定的環境裏成長起來的。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充分創造人才成長的大環境——土壤，提供養料、環境和生長成才的必需元素，從而讓人才種子發芽茁壯、結樹成蔭。當然，特區政府在各界敦促推動下反思如何培養並壯大愛國愛港的青年力量的同時，青年人也要勇敢邁開步。你的眼界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香港青年參政議政、研究政治政策，也不一定就志在香港本土，可以立足大灣區，放眼整個中國。去年，深圳已經開始招錄港澳籍公務員，這只是一個開始！
香港要如何培養一批「基圍蝦」？
文/何志平 岑朗楷
治理香港需要一批人，一批要像基圍蝦一樣能夠在鹹淡水之間自如生存，即能夠學貫中西、聯通國家與世界的人。那怎樣才能成為「基圍蝦」？香港要如何培養一批「基圍蝦」呢？
岑朗楷（北京大學國關黨史碩士生）：
帶着這個問題，我回到香港完成了暑期實習，這是作為一個長期在內地唸書的港生準備回港工作的第一步。實習中，我見到了不知道北京是直轄市的同事，也見到了表示用粵語做匯報都有困難的實習生，因為一直以來都是用英文做匯報。普通話不好難以聯通國家及，英語遜色不好溝通世界，這樣看來我們都不能算是「基圍蝦」。
在我看來，不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話恰恰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第一層障礙。雖然常說語言只是一個工具，但是習得一門語言背後還包含了大量文化內涵，比如措辭與習慣等。一旦語言存在障礙，甚至主觀上存在厭惡，會減少交流慾望，加大交流難度，進一步阻礙互相了解的進程。如果僅僅只是日常交流，或許能說能聽就已足夠，但要進行更深層次的協作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按習用語言劃分的五歲及以上人口，以廣東話為習用語言的佔88.9%，英語佔4.3%，普通話佔1.9%。而英文又在政界、商界、法律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許多昔日沿用至今的法律條文，仍以英文版為準。因此儘管英文看似並不是習慣用語，卻對香港的治理有着深遠的影響。在重要的領域裏得到運用甚至可以排斥粵語的使用，而普通話的使用環境則是最少的。但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下，又有着龐大的需求。社會空間對三種語言的使用失衡，是導致回歸以來就在推行的「兩文三語」政策成效不足的因素之一，要想提高成效應須從社會讓三種語言取得較好平衡。
香港是一本難唸的書，要想念懂這本書需要「兩文三語」，需要建基於熟練使用語言之下對背後文化的深度理解，這樣的人才是香港需要的「基圍蝦」。當然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需要保障並包容形形色色的人才，至少治港者應是「基圍蝦」。然而培養「基圍蝦」絕非易事，香港只能依靠自己無法假手於人。但無論如何第一步，香港都應該從社會層面將「兩文三語」的池塘建立並維護好，為培養「基圍蝦」提供環境，幫助香港自如地在國家與國際之間取得平衡。
何志平教授：
感謝朗楷的心得感悟！語言是什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工具，也是民族社會發展的基礎，更是民族的精神、生命，以及文化的重要載體和政治身份。它有多重要？
大家應該知道19世紀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吧。當時一位記者提問，問他認為什麼是現代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他這樣答：北美洲的人民說英語。20世紀初，英國在海外搶佔的殖民地遍及世界五大洲，英語作為英帝國的信息紐帶，隨着國家擴張而在全球傳播。之後英國沒落，美國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確保了英語迄今的統治地位。正所謂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語言的使用者一旦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成功，他們的語言也跟着獲得成功；語言的使用者失敗了，語言也跟着失敗。
因而，全球70%以上的郵件地址或內容使用英語書寫，70%以上的科技出版物使用英語發表，60%的廣播節目使用英語播報進行，90%以上的國際會議以英語為第一通用語言。現今使用英語為母語的國家或地區超過40個，使用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或地區近30個！香港由於歷史原因，官方語言也以英文為主，香港人也人人英文熟練。港英統治時期，英文好且受過英式高等教育和培訓的精英，則是高等華人中的高等華人，備受普通人艷羨。
但是在港英統治的1950-1997最後四十多年間，潛在的文化政策就是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兩個身份分隔開，從文化上以香港本土意識割裂與大陸中華文化的聯繫，於是在教育及政府行政上，一是尊崇英文，矮化中文；二是縱容粵語（廣府白話），不用普通話！有意塑造本土意識和「大香港主義」。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下，香港雖然採取了「兩文三語」，但整個社會仍然「重英輕中」，以講英語為榮。過往經受「香港英文」、「深度教育」體系下的老師繼續用英文教育着下一代，特區政府的公文、內部郵件全部都是英文，立法會的議員發言也多是粵語，偶有英語夾雜其中等等。種種情況，再加之西方勢力的滲透干擾，以及有意利用經濟、教育、媒體等方面資源，強調本土意識，鼓勵香港人講粵語，排斥普通話，對抗內地與香港文化的統一融合。也就是說，回歸了的香港，從民族社會的發展基礎以及教育的根本來看，後殖民文化土壤依然存在。說什麼話就是什麼人，或，什麼的人就說什麼的話！
難怪北大教授強世功說，「米字旗、女王像等殖民地的外在符號被取消了，但殖民地的文化精神秩序非但沒有改變，反而在全球化過程中強化了其優越性。香港變成了「沒有殖民者的殖民地」，只不過它有了一個更為中性美好的概念——『國際大都市』。」 兩文三語，本是生活在中西文化交匯點的香港人之所長，也就是我常說的可在鹹淡水之間自如生存的「基圍蝦」，以學貫中西之優勢，服務聯通國家與世界，可惜卻在地域界限和殖民教育的固化影響下，發展成了只片面崇尚西方文化和英語思維的「跛腳鴨」。
自古弱者慕強，隨着中國的迅猛發展，全世界學中文的人越來越多！香港要想加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長遠利益，不掉隊，不脫隊，就必須「兩文三語」並重。這樣既符合香港的實際，也是香港發展的需要！香港的明天，需要大批覺醒的「基圍蝦」！
更多閱讀：
收藏
取消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