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夢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九）

編者按：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年興則國家興。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來內地尋夢、追夢、築夢，獲得了就業、創業和個人成長、發展的機會。這個夏天，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原局長何志平，作為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的高級訪問學者，與一眾可愛的北大學子，就國家發展機遇、個人事業前途展開了多場深入的交流。

青春夢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九）

從紅軍「四渡赤水」反思今日生活

文/何志平李冠儒

李冠儒（香港青年，北京大學本碩博學生，另有東京大學與早稻田大學雙學位）：我直到在北大學習，才有機會通過一些國情實踐項目從軍事的角度回顧歷史事件。其中，紅軍「四渡赤水」是一場實力極度懸殊的戰爭。

根據資料，國民黨當時一共有169個團，約40萬的兵力，紅軍則只有約3萬。紅軍一開始因為情報、輕敵以及遺失作戰命令等方面的失誤，曾遭國民黨軍多次突擊。四渡赤水的第一戰中，毛澤東是軍事領導。他在絕望中沒有放棄，檢討後遂決定緊急離開赤水河，此後幾乎不再跟川軍正面對決。修整期間，還進行了改革，例如把多餘幹部編入軍事團隊，也就是中央紅軍裏的幹部團。它負責帶領其他幹部完成關鍵任務，反映了共產黨及時調配、善用人才的一貫傳統。直到現在，中組部也有一直發揮發展和調配人才的關鍵作用。

反觀國民黨軍，當時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蔣介石，在這種情況下希望一石二鳥：不單要將紅軍趕盡殺絕，還希望乘機削藩，尤其削弱四川軍閥的實力。他其實深刻明白國民黨內部的各路軍閥各懷鬼胎，軍隊紀律非常敗壞。實際上，此戰確實起到了「削藩」的作用，只是無法實現全殲紅軍的目標。紅軍最終在絕對劣勢下，艱難取得勝利。

回望這段歷史，就知道紅軍的精神延續是一種必然，那是一種建基於改革意識、堅決意志和敢於創新的必然。毛澤東帶領下的紅軍，確認了時（間）空（間）才是決定軍事勝利的最大因素。也因此，在隨後的三次「四渡赤水」戰役中，毛澤東成功採用了各種反軍事常識的手段，比如返回貴州挑動雲南的國民黨軍隊追擊等，充分利用了蔣介石默認紅一軍在脫離紅軍主力部隊的情況下，必定會爭取機會盡快與其他部隊合流的心態；還將快速的進軍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並不是偶然，而是對紅軍優勢及軍事心理上的正確判斷。最終，也成功引導國民黨多次誤判。國民黨不單錯失了進攻良機，還讓其軍隊疲於奔命，從而紅軍成功突圍而出。

當然，紅軍也失去了鄧萍等優秀指戰員，各種損耗巨大。而且初戰中的錯誤非常嚴重，導致軍隊陷入不利。然而，最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仰的是紅軍如何在逆境中出奇制勝，並自我反省和革命的能力。我們應當思考，在香港為何沒有講好這些真實的故事？亦應思考真正的國情教育從不應是流於表面，必須是基於事實。畢竟香港青年個體，都有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

何志平教授：真得為冠儒高興，對近代的重大歷史事件能有這麼一番深刻的了解感悟！紅軍的萬里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壯舉，也是中國近代人民革命的血淚史，更是為鋪就我們現今這一代人能擁有美好生活，而用血肉行進的一個布滿荊棘與艱辛的時期！

我自身雖香港人，留美學西樂，但對中國工農紅軍亦尊崇有加，時常為當中同胞拋頭顱、灑熱血的偉大壯舉所感動，甚至落淚。我們那個年代的一批人，也熟悉青睞「紅歌」。可以說，「紅歌」是主宰那個特殊年代的主流藝術，也是那時中國人與共產黨人真實生活與革命意志的反映見證。我以為，那是一個六億人民皆堯舜的時代，那是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年代，那是一個在物質極度貧乏條件下拚命苦幹之餘，依然凝聚全民力量，追求高尚、純真品德的「紅色」時期。它，至少代表了中國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和新中國發展建設中孕育而成的三種精神：一為理想奮不顧身，不怕死。從鴉片戰爭伊始到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中國人一直為追尋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一往無前，英勇頑強，流血犧牲，百折不撓；二為團結一心、戰天鬥地，不怕苦。新中國建立後，國際封鎖，百廢待興，中國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治山治水，打出一片新天地；三為艱苦創業、無私奉獻，不為己。全民上下，求志氣、講骨氣，提倡犧牲個人利益、為別人幫忙，宣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所以，當我們再次談起紅軍「四渡赤水」，我想，這不僅僅是為了懷念緬懷中華兒女為國為民的精神大義，以及中國人永遠打不死、壓不跨的「延安」精神、民族精神，而且是對新中國成立七十四年來中國社會快速發展變化的對比反照與警醒，更是對物慾橫流、思想混亂的衝擊批判與反思。同時，亦是對香港回歸祖國26周年的成就總結與反問。香港教育政策如何破釜沉舟地改革？香港政治制度如何改良？香港經濟如何強勁復甦？香港社會又何去何從？

如何讓香港市民以及青少年走出歷史區隔，真心認同、接受並熱愛我們國家，是一個重生的歷史進程。如何讓新時代的年輕一代懷抱理想、積極面對人生，是一項循序發展的長期目標。想想紅軍戰士們身處的年代，是顛沛慌亂的年代，但也是思想開放、充滿知識活力與宏大願望的年代。國族的自主、國土的統一，固然是他們的革命目標，但他們的願望是和平、幸福生活。當今天，和平穩定，物質充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大灣區城市聯盟，香港青年又有幾人「為理想而執着，因理想而無所畏懼」？如革命戰士般有刑場上的毫無懼意？威逼利誘時的雲淡風輕？腥風血雨下的不改其志？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豪邁？

也許，是時候彌補香港教科書空白，是時候讓香港青年重讀紅色經典，踏尋紅色印跡，領悟老一輩革命先驅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了，更是時候讓香港青年樹立自信、超越物質，找回中華民族和自己心中真正的精神之夢了！

從「省港大罷工」對香港的影響看社會改革

文/何志平龔亮容

龔亮容（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1925年6月爆發的「省港大罷工」，是一場涉及香港和廣東的大規模工潮，導致多地經濟崩潰。尤其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巨大影響，一直以來被稱為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之一。

一、各行各業受到嚴重打擊

1925年下半年，進出港船隻僅有1924年同期的15%，平均每日僅有34艘船隻進出港口；貿易額急劇下降，1924年秋的香港進口貨值為11674720英鎊，出口貨值為8816375英鎊，而到1925年同期，分別下降為5844743英鎊和4705176英鎊；對內地貿易也受到重創，從佔中國內地進口額的25%下降為18.6%，1926年下降至11.1%。

同時許多洋行和商戶破產，僅在1925年11-12月兩個月內，就有3000多家商號破產；銀行存款急劇下降，提款激增，引發擠兌風潮，許多中小銀行倒閉；股票市場受恐慌情緒影響，股票價格暴跌，政府不得不暫時關閉股市。此外，大量工人和居民離港，對房地產業造成嚴重損害，屋租和地價大幅下降。

二、港英政府加強控制輿論及社會秩序

1925年6月21日，時任港督司徒拔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實施宵禁，並動用大量軍警和裝甲車巡邏，搜捕罷工領袖。港英政府還頒布法令，限制居民離境，要求出境者提供擔保，否則判處遣返出境15年。並實行新聞審查制度，要求中文報紙必須事先經過政府審查，還扣留涉及罷工的郵件和電報。這一審查制度，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初社會改革才被廢除。

三、港英政府對內地態度轉變

金文泰和其後的港督從這場罷工中看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也明白香港和廣州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無法割裂，遂決心與廣州政府維持友好。金文泰在1927年訪問廣州，「象徵中國與這個英國殖民地開始進入恢復和睦關係的時代」。往後當發生兩地之間的衝突，港英政府普遍會採取談判等較溫和手段，避免過分刺激內地。

四、香港華人精英與港英政府關係密切

港英政府意識到，沒有華人的合作就難以維持殖民統治。於是任命了周壽臣和羅旭龢為非官守議員，作為對在罷工期間支持政府的華人領袖的獎勵。這兩位領袖成立了反宣傳局，發布海報和傳單，鼓勵民眾反對罷工，還創辦了《工商日報》等宣傳媒體，廣泛傳播反罷工信息。這些華人精英向港英政府提供的極大幫助和作為，得到了其特別認可，被認為是盟友。

五、教育改革

港督金文泰支持傳統文化教育，推動中文課程和教材，以抑制激進思想。1927年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成立，是香港史上一重要標誌。傳統文化教育影響香港文學，偏向古文和半文半白文體，強調復古。香港社會保守，與內地差異日益明顯。

六、黑社會蠢蠢欲動

大罷工期間，自來水設施稀缺，人們需到街頭水井取水。家庭主婦因街道冷清和英軍威脅而不敢外出。灣仔的「單義」幫派提供代挑水服務，每擔一元。其他區的黑社會效仿，有些開始敲詐、入室搶劫，甚至不需同意交易，第二天自動送水上門威脅，強收昂貴費用；還使用「代客購物」伎倆，趁着軍警忙於鎮壓罷工，強搶店舖，然後送物品至購物者家，多加「服務費」。軍警則忽視搶劫，以致市民無法申訴，黑社會組織更加猖獗，壯大迅速，每天最高收入達200元，幣值相當於黃金四兩，為未來社會治理埋下巨大隱患。

何志平教授：又是一個有關「省港大罷工」的話題，看來同學們對香港歷史的幾個關鍵轉折點都非常關注。就像香港問題近年來成了熱門話題，各界都說要客觀理性地思考香港經濟、社會未來何去何從，但在反思的背後，有沒有人認真地問過自己：你了解香港嗎？你知道香港背後交織複雜的中國近當代史、英國殖民史和世界史嗎？香港又究竟是怎樣的一座城市？

可能內地同學對香港的認知，多停留在歷史課本中的鴉片戰爭期間被迫割讓給英國成為殖民地，1997年時回歸祖國；1945年二戰結束後，香港逐漸成為全球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及人人嚮往的旅遊勝地、購物天堂和美食之都。當然，對於千禧年前後出生的你們，八、九十年代曾風靡內地的香港電影、粵語歌曲已全然陌生，聽得最多的反而是香港社會的負面新聞，經濟乏力，房價高昂，逼仄殺房，貶低歧視內地人，年輕人聚眾鬧事、前途渺茫等等。

那麼香港本地人呢，對處於中國與英國歷史交會要衝的香港，又真正認識多少？我在過往曾若干次地呼籲：香港最可惜的是，既沒有對先輩們在這片土地上開疆闢土的完整論述，也沒有對滋潤我們幾千年中華文化文俗的有效傳承，更沒有對英國殖民的史跡從事去蕪存菁的檢討與論述。所以，史書和教科書的空白，使深受殖民教育荼毒的一代代香港青年人，沒有機會也沒有動力深入其中。我以為，香港不但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部分，也是英國殖民史的重要一部分。殖民統治改變了香港的歷史發展，塑造了華人與英國人、外國人之間的交往生活方式，決定並限制了今天香港人的「政治眼光」和「國際視野」。

當年英國攫取香港，主要出於外交、商業和軍事目的，並非為獲取更多土地，而是要擴大和保護在華的商業利益。因此，香港是為貿易而建立的城市，英國人對其的殖民統治是既高壓，又提供了自由貿易等各種機遇。早期的殖民統治，簡單粗暴，盡量省錢，以最少的社食福利或教育投入來經營香港；不管華人死活，華人卑賤如狗，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只能被迫做最苦最累的活。到了19世紀末，雖然香港華人資產階級逐漸崛起，但仍受到港英政府的種族歧視。香港島上，除了為外國人做傭的華人外，其他華人一律不准居住。

1925年，香港人團結一心，「省港大罷工」使得香港社會癱瘓，一方面嚴重衝擊港英政府的政權統治，一方面令殖民政府警覺到不能再輕視對待華人子民，不得不開始正視華人需要。港督金文泰也因應改革，調整港英政府的管理政策。從此，不僅香港的中國歷史文化教育與內地的教育路向有所不同，而且港英政府的內部架構也有了相應的變化和更新。金文泰開放此前全是英國和歐洲人的政府一小撮席位，任命給在罷工期間支持政府的華人領袖，讓他們加入政府，傳遞安撫之餘亦是表示政府對華人的關切重視。此後，更是下放權力給信任的親信華人代表，用他們管理及感染、影響華人。這是香港政治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港英政府從以前不理華人死活，到啟用華人精英從政，也就是開啟了所謂的用「行政吸納政治」，是港英政府在香港的第一次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省港大罷工雖然沒有徹底改變華人的政治地位，但它為此後的港英政府架構奠定了基礎。

二戰結束後，香港經濟逐步走向繁榮，更加成為英國在華的商業樞紐，戰略價值比以前更大。1973年港英政府出台的《麥健時報告書》，就是在第一次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基礎上的更進一步的劃時代舉措。此後港英政府重組內閣，着眼於地緣政治和地方管治，並將管理權力下放到地方執行單位，立法保障治理規範，實行政治與管治分家。迄今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雖然幾乎每年都有一些變化，但也是從未脫離過《麥健時報告書》。

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了改革創新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改革創新，或者自我革命，香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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