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煒光
延宕26年多的基本法23條終於在3月19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這是香港歷史性的日子，可喜可賀，值得永載史冊。特首李家超在三讀通過後表示會簽署及刊憲及在3月23日生效。23條的法律在3月23日生效，真夠意思。當然英美立即坐不住，胡亂發炮攻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通過。但他們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凸顯他們的雙重標準和作賊心虛。
英美說23條通過影響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誰都知道言論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在影響國家安全時，美國這自詡「尊重言論自由」的國家，也會有所限制。最經典便是2013年美國前特工斯諾登爆料，指美國有「棱鏡」計劃等大規模監控美國人慣用的手機和社交平台。從保護美國人私隱和斯諾登個人言論自由來說，他的爆料有一定道理，但這確實嚴重影響美國的國家機密，以至安全；於是美國政府不遺餘力地追捕斯諾登，甚至攔下別國政要的飛機，原因只是因為有消息指斯諾登匿藏在該飛機上。美國政府親身示範了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有衡突時，「禁區」在那裏。
英美又說23條定義廣泛，這會影響英美人士在香港居住和生活。英國外相卡梅倫甚至說會對外國在港機構帶來不確定性。這又是謬論。英國在2023年時剛更新了其國安法，內容較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嚴苛，甚至引入一套「境外影響力登記制度」（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ation scheme)，又不見有外國駐英機構提出異議？更何況香港是奉行普通法的，會按普通法的制度和方法去詮釋23條。普通法源自英國，英國人卡梅倫應更為熟悉，何以有這麼多疑慮？
若說23條內容定義廣泛，英美人士不習慣。筆者反問，我國境內實行大陸法，不是英美的普通法。我國早在2014年（十年前）便已通過並生效《反間諜法》，其中第六條「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指使資助他人實施的，或者境內機構、組織、個人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間諜行為，都必須受到法律追究。」一言以蔽之，不容許境內外勾結進行間諜活動，危害我國國家安全。這其實也是國際慣例，英美也有類似條款，且刑期很重。英國是終身監禁，美國甚至可判死刑，香港最高只判20年監禁。若按英美邏輯，我國在十年前便有《反間諜法》，且和他們習慣的法制不一樣，會為這些組織帶來「不確定性」；那麼在這十年裏英美設在我國的境內所有組織（當然包括投資了不動產的英美資金），早已應跑光了。為何卻是草木不驚？反而和英美同樣實行普通法的香港，有了反間諜條文，有了反勾結的23條，英美便跳出來說「定義空泛」、「不確定性」呢？只有一個合理推論，他們以往確實有借香港這個國際城市但又缺乏23條這道「保護之門」之便，在搞境內外勾結。今天有了23條這道「門」、這道「防火牆」，他們便不爽了，便上蹦亂跳了。立法議員馬逢國便在立法通過後爆料，指早在十年前攬炒派議員在休會期間有默契地飛到世界各地，再匯聚在香港附近，研討如何挑戰政府，製造麻煩，目的是癱瘓立法會和政府的運作。
卡梅倫又說香港的聲譽賴以法治和機構獨立運作。言下之意是法庭獨立審判。卡梅倫又錯了。23條立法有那一條條文，是不奉行普通法？又有那一條條文要求法官必須按檢控部門要求判案。3月19日便有一個例子充分顯示法官的獨立審判，事緣12港人案中的廖子文和鄭子豪，因為原審法官「判刑缺陷」而上訴得直，當庭釋放。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律政司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羅天瑋在上訴庭表示「根本無咩唔公平」，上訴庭毋須介入。上訴庭法官彭寶琴聞言稱不太理解羅的觀點，按照律政司說法，游官（即原審法官游德康）毋須在判辭後記提出下調刑期，原審法官「唔會講一句無意義的說話」。12港人中這兩位被告於2019年在灣仔一單位管有半製成汽油彈等物，早前承認交替控罪「管有物品意圖摧毁或損壞財產」，這是嚴重罪行，嚴重影響香港穩定和秩序。但上訴庭法官不會因為所涉罪行嚴重，便只聽律政司的意見，唯律政司要求馬首是瞻。法官反而會按法理原則、按常理去分析整件事，並作出刑期已滿，當庭釋放的裁決。由此可見，香港法官是秉持獨立審判原則的，不會因為行政機關想以儆效尤，便一切都聽行政機關的。
從英美自己做法、香港法庭的實例以至我國過去十年在《反間諜法》生效後，英美如何自處；在在說明英美今天對23條通過的指指點點，其實是別有用心。他們不是擔心港人和其國民在香港正常生活和工作會受影響。他們擔心的，恐怕是間諜行為不可能繼續吧。這樣的擔心，便讓他們擔心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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