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斌
自去年中大、理大被佔領成為「黑暴兵工廠」後，香港各大高校修建閘機，聘請全天候安保，防止社會暴徒再次破校而入，滋事生非。然而，持證入校園只是高校整治亂象的一種工作形式，如何為香港教育來一場去疴除弊、刮骨療「獨」的改革，既去「黃顏色」又除「殖民化」，更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雖然在香港國安法施行之後，絕大部分亂港分子四處竄逃，作鳥獸散，但是各大高校的學生會卻在開學復課之後，藉「迎新」之名，挑動對內地和特區政府的仇恨，播「毒」洗腦，惡意抹黑國安法，試圖培養新一代的「反中」接班人。
9月11日，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葉芷琳發表迎新詞，大放厥詞，顛倒黑白，污衊香港警察為「黑警」，「圍攻大學、無差別攻擊巿民」。她公然指責港大辭退戴耀廷一事是「肆意踐踏學術自由」，「令港大名譽掃地。」如此賣港求榮的言辭和跳樑小丑般的嘴臉，暴露出香港高校學生會早已被「港毒」思想侵襲得千瘡百孔，潰爛不堪，成為反中亂港的馬前卒和滋生校園黑恐事件的大溫床。
大學本是學生接受教育，成才成人的聖地，絕不是搞事分子玩弄街頭政治的「雜技場」。香港高校學生會淪落至此，與激進反對派在資金輸送和政治扶持等方面裏應外合密不可分。近些年來，亂港政客及幕後勢力以提供從政選舉資金和介紹歐美高校留學為誘餌，打入學生會內部，暗中培養自己的「新血」。2019年，煽動學生九月罷課的「港獨」組織、前「香港眾志」骨幹羅冠聰跑路美國，入讀耶魯大學，便是「鬧而優則留學」的典型案例。羅冠聰入讀耶魯的每一份「履歷」都記載著其「搞事」的劣跡：2014年，羅冠聰在中聯辦前示威，焚燒《「一國兩制」白皮書》，並隨後主持非法「佔中」預演、「學界大罷課」以及「重奪公民廣場」行動。2016年，羅冠聰與黃之鋒、周庭等人成立「香港眾志」並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發表「香港自決」的演講。而在去年修例風波中，他更是不甘寂寞，一方面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搖尾乞憐，呼籲美國插手香港人權和民主的事務；另一方面他更是「呼風喚雨」地動員在校生罷課抗議，暴力遊行，踩着無知學生的肩膀，扶搖直上美國名校。
羅冠聰的「成功」逆襲早有先例，如非法「佔中」的周永康、提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梁天琦以及勾結「台獨」的黃台仰，都是以搞亂香港為籌碼獲得歐美名校深造的「紅利」。我們必須意識到，斬斷泛民「黃化」學生會的渠道，割斷學生幹事會「反中」的選舉傳統，使得學生的社團參與和政治思考與「一國兩制」相適宜，在遵法守法的前提下，培養「愛國者治港」的國安意識，這是校園內部消「毒」必須要解決的難題之一，亦是大學校董會，管理層不可迴避且必须解决的当務之题！
另一棵荼毒香港校園的大毒草便是打着專業團體旗號卻政治上腦的黃師組織。除了臭名遠昭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近年來，新進的激進組織如「進步教師同盟」和「全民教育局」早已與「攬炒派」沆瀣一氣，裏應外合地滲透「分裂」政治進校園。今年3月，「進師盟」和「全民教育局」聯手炮製了《香港中小學教育專業面對政治壓迫報告2020》一文，抹黑港府施政，並聲稱香港教育界的專業自主和權利遭到了中央的「侵蝕」，甚至還揚言要求美國在其年檢報告上，出手制裁中國，使之「停止一切針對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政治打壓和審查」。此外，他們還發動和參與了反對通識科教科書送檢的聯名抗議活動。「進師盟」的核心成員如孔令暉、吳美蘭、郭思齊、盧日高等人，皆是中學的任教老師。這些「黃師」利用講台布道播「毒」，煽動仇恨，挑動暴力，操縱香港未成年學生淪為其政治利益博弈的棋子，為他們反中亂港的「堡壘建設」埋下伏筆。因此，教師團體中的「獨根」一日不拔，香港教育的改革便是寸步難行。
再如去年8月，在一次以「暑期課外研討會」為名的中學生反修例集會中，「進師盟」成員戚本盛威逼未經世事的學生，聲稱學生若不關心和參與香港當下的政治，就是一個「自私的人」，甚至又實行「道德綁架」，鼓吹學生必須反思「政府的正當性」。這或許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去年11月「佔領理工」的黑恐事件中，竟然有數百名未成年學生參與其中，成為捍衛暴力破壞及攬炒理念的「炮灰」。
救香港，就必須救教育。淨化教師隊伍和從業團體，是一場必然降臨的，自上而下的排毒審判和消「獨」革命；將國民教育和去殖訴求相結合，是香港教育各個層次的辦學目標和育人宗旨。唯有如此，香港的教育才能從亂象的「榮光」走向和諧的「國安」。
（作者為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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