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只要現代商鞅 不想遭殃

文/曾財安

在中國的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幾乎每個時代都曾有因應時弊推行過古稱「變法」的政治改革，但當中只有一次是完全成功。這一次變法不但改變了有關王國的命運，而且影響咱們國家的歷史走向至今，它就是震爍古今的「商鞅變法」。至於其餘的所有變法，它們無一例外地都是治標於一時，變革半途而廢，宋朝「王安石變法」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又或是人亡政息，新法曇花一現，明朝的「張居正變法」便是其中之一，變法的複雜性與難度之大，由此可知。

「商鞅變法」之所以是我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畢全功的範例，最主要原因是商鞅在掌握法家「法、術、勢」相互作用的規律的同時，也抓住了人性喜賞懼罰的「二柄」精髓。同樣重要的是，商鞅在得到秦孝公的信任掌權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踐法家的治國理想，完全沒有把個人的富貴利益、榮辱得失放在首位，否則就不會成為一個功成被殺的悲劇英雄。雖然不是在同一個時空，層次落差也極大，但與商鞅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相比，香港的大部分高官就直如屎殼郎只喜好逐糞而居一樣，望榮華富貴、高薪厚祿蠅營狗苟地鑽營，哪會搭理自己既無心更無能，會把好好的一個特區弄得臭氣沖天。

戰國初期，秦國因為連年征戰，長期經國不善，已經瀕臨被強鄰魏國吞併的邊緣。國君秦孝公深知爭天下者必先爭人的道理，於接位之初便發出了求賢令，希望網羅天下人才為己所用。言真意切的求賢令果然打動了一批能幹、敢幹，想一展抱負的年輕俊傑，他們毅然遠赴地處西陲的羸弱秦國，當中包括了衛鞅（即後來的商鞅）。經過數次促膝相談之後，秦孝公認定商鞅乃治國之棟樑大材，但在任命他為左庶長（即軍政首席大臣）進行變法之前，首先安排他與秦國位高權重的貴族政治代表甘龍與杜摯進行御前辯論。

根據《商君書》記載，在辯論中，商鞅所展示的謀略與實事求是道理堅定了秦孝公進行變法的決心。秦孝公把軍政大權完全託付給商鞅之餘，更把甘龍、杜摯等一群反對變法的貴族完全摒棄在執政團隊之外，另以一群投奔秦國的傑出中原士子為核心，建立起一個以商鞅為首的品質高、有朝氣、敢拼搏新團隊。一方面手執公權力，同時有理念相同的新團隊輔助，商鞅這就是「處勢」，也是《孫子兵法.始計篇》裏「五事」中的「道」，即「民與上同意者也」！

無論古今中外，在沒有「處勢」之前就貿然抱法用術，最終必定是失敗收場，推進得越急，惹的禍則越大。事情都是人幹出來的，如果幹事團隊裏欠缺能人，大部分成員懷有異心，什麼事情能辦成功？大家只要看看特首林鄭月娥的2019年「遣返逃犯條例修訂」悲劇，便知法家的要處勢才能抱法（根據法例）、用術（進行管治）的智慧至今不假。

商鞅果然沒有使秦孝公失望，很快便雷厲風行地推出第一次變法，內容主要集中在徹底改變秦國的農戰政策。變法當然會使到很多利益既得者的特權與財富被削減，必定會引起了王公貴族的反對。秦國太子駟更因反對變法而故意違法，以為商鞅奈何不了他。商鞅認為無論是誰，破壞新法就一定要依法嚴懲，否則全功盡廢，但因太子是未來國君，不可施刑，就把其太傅與少傅以教不善罪重罰。此罰例一出，全國上下從此對新法莫敢不從。不數年，貧窮落後的秦國一躍成為勤奮向上，山無盜賊，民不私鬥的富足國度。

4年後，商鞅進行第二次變法，把秦國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徹底改變，其中的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度量衡、廢除奴隸等制度更奠定了咱們國家以後兩千多年的制度模式，秦國因此飛躍成為戰國七雄之首。雖然處在不同的時空，但商鞅變法與中央訂立的香港國安法同樣都是以力挽狂瀾、移風易俗為目的，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如出一轍。香港國安法的執行軸心明顯設計為香港特首，此時的在任者是林鄭月娥，不知道各位對她的才能與過往三年的表現有什麼評價？若是難以拿捏，大家只要梳理一下她在香港國安法訂立後的表現以及最近實施怎樣的抗疫措施，答案自會出現。

上面說過，商鞅變法成功是因為在手執權力的同時擁有有一個品質高、有朝氣、敢拼搏、理念相同的團隊。林鄭特首擁有的權力不可謂不大，但是她挑選了一個怎樣的輔政團隊呢？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商務及發展局局長邱騰華等官員皆在拘捕、檢控、教育、香港電台等等重要範疇負有重任，都被香港國安法賦予獨當一面的權力。在過去一個月，他們在這方面有表現嗎？情況改善了嗎？

為了訂立香港國安法以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中央頂住了西方世界至今未停的海嘯進攻，所下的決心與付出的代價皆超乎異常。有關法例在法、理、情三方面互相兼顧，針對性也非常到位，是一條不可多得的良法。但如果在國家的國安團隊中出現一些無心無力的香港成員，香港國安法恐怕會成為天下笑柄，中央的全盤戰略部署也可能會被牽動。

香港市民只要現代商鞅，不想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