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妮娜
超威半導體（AMD）以82億美元市值的股票作價，購入由李飛飛創辦的World Labs。媒體以「AI教母肉身投大廠」形容李飛飛從大學教授到AI初創公司創辦人、再到半導體公司首席科學家的跨界路徑。這條路徑清晰地展示了：要推動基礎研究實現從1走向10、以至100的擴散與應用，商業化是不可或缺的必經之路。
李飛飛在自傳《我看見的世界》（The Worlds I See）中曾記錄，她大學畢業後為了賺錢給媽媽治病，一度動過加入麥肯錫的念頭。是媽媽的一個提問讓她改變了主意：「你的夢想不是做科學家嗎？」很多年後，李飛飛順利取得博士學位，並成為史丹福大學教授；憑藉卓越的科研成就，她不仅被華人世界譽為「AI教母」，更成功創立了自己的初創公司。2026年9月，她正式加入AMD。当年那个想應聘麥肯錫的女兒心，與耐住寂寞做科學家的初心，在此刻重逢了。
清貧与孜孜不倦的學術探索並不矛盾，但它需要時間。華人從小接受的教育強調忍耐——「梅花香自苦寒來」；我們對知識的敬畏，亦自帶對金錢的距離感——「淡泊以明志」。無論科技如何高速發展，人類固然要堅守文化精神內核。但它也提示我們：打通產學研，將有利於在更寬鬆的環境中培育出更多頂尖科學家——他們大可不必為了改善生活而被迫加入與科研相關性較低的行業（例如多金的投行）；他們完全可以在產業鏈中找到與前沿探索密切相關的領域，實現解決現實問題與加速尖端研究的完美結合。
李飛飛的個人經歷與職業選擇，為當代產學研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極具借鑒意義的樣本。在現代人工智慧研究中，純粹依靠高校實驗室的經費與基礎設施，極難支撐最前沿的突破。從算力需求看，訓練頂級模型動輒需要數萬張GPU和上億美元的算力投入，迫切需要借力商業巨頭；從數據與場景看，真正的科學假說需要經過真實商業場景中海量數據的檢驗。商業應用不僅是科學成果的「轉化器」，更是提出全新科學問題的「源頭活水」。
「AI教母肉身投大廠」的背後，本質上依賴於順暢的人才雙棲機制、成熟的知識產權市場、充沛且有耐心的資本，以及強大的基礎設施支撐。李飛飛模式在香港其實屢見不鮮。香港擁有全球領先的科研團隊，且享有靈活的科研機制。不少大學教授利用香港相對自由靈活的學術政策與知識產權轉讓機制，成功將實驗室的技術轉移出大學，完成了從大學教授到商業獨角獸創辦人的跨越。未來如何進一步加強教授與產業的聯手、盤活優秀的大學人力資產，讓更多的尖端研究走向商業應用場景，應成為香港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核心發力點。
然而，產學研的關鍵，不僅在於科學家是否參與商業，還在於是否在商業浪潮中依然保持對根本性科學難題的追求。在紐約大學任教的楊立昆（Yann LeCun）曾任Meta首席AI科學家。後來Meta重構內部的AI團隊，將資源大量傾斜至專注於快速產出和產品工程的團隊；而楊立昆主導的FAIR實驗室定位於中長期的學術探索，在公司追逐商業落地的壓力下，FAIR的自由度與戰略優先級大幅下降，科研自主性受到了直接衝擊。他最終選擇離開Meta創辦AMI Labs，投身物理世界模型（Physical AI / World Models）的自主研發，試圖在LLM之外走出一條全新的AGI道路。
楊立昆出走Meta，揭示了商業與科研之間相生相剋的複雜關係，這也是不少優秀科研團隊在面對資本時的矛盾心理。目前，香港已成功構建多層次產學研資金供給體系。若要進一步提高體系的商業化程度、發揮產業資本入局的槓桿效應，极有必要研究並引入相應配套機制，為科研團隊與產業資本的深度融合創造更加優良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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