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妮娜
昨天港島發現二戰時美軍投下的炸彈，恰逢九一八事變94周年紀念日的第二天。內地通常在這一天舉行各種活動提醒民眾勿忘國恥。香港近年來在這一天也會有迴響。但俗話說往事如煙，這段歷史往事曾經給二戰中淪陷的香港民眾帶來莫大痛楚，隨着時間推移、老一輩逝去，畫面似乎變得模糊。9月19日鰂魚涌地盤發現的二戰遺留炸彈，又把人們拉回到塵封的往事。
根據香港文匯報統計，過去15年發現10顆戰時炸彈，分別位於灣仔、薄扶林、銅鑼灣、天后。因筆者居住在太古城，每日光顧的咖啡廳和發現炸彈的地點不過一街之隔，9月19日發現的這顆炸彈引發了更多聯想——所以，這個高檔寫字樓林立、由太古地產傾心打造的商業和住宅聚集地，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是什麼樣的？
筆者最初對日佔時期香港的直觀印象，源於2019年在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的工作。因為建行收購了美國銀行，後者在港歷史悠久，所有史料都存於九龍灣建行辦公大樓的29樓。其中有一份史料是廣東銀行香港總行副經理陳善旺寫給澳門分行的信。這是他在香港淪陷後發出的第一封電報。根據陳善旺的描述，日本侵佔香港前的18天戰事中，廣東銀行依然照常營業，但時間非常短，上午10點開門，中午12點就結束。到1941年12月26日香港淪陷，所有銀行都停止營業，由日本的金融工作班派人在各銀行清點倉庫，不僅將庫存現金登記在案並封存，而且還將儲戶的數據列明列表，詳細標註儲戶的國籍和金額。淪陷後香港物價飛速上漲，百姓最為關切，怎麼把存在銀行裏的錢取出來購買日用品。對於日本來說，如何實施嚴格的金融管制，控制貨幣流通，是侵佔後亟需解決的問題。銀行首當其衝，成了日本掠奪的要塞。（詳見筆者以晨光為筆名在大公報副刊發布的系列文章《二十九樓往事，建亞博物館裏的老香港》）
如今那段歷史早已淹沒在戰後重建的香港新貌。二戰盟軍勝利，港英政府繼續戰前填海造地的方法，於告士打道以北大規模推進填海工程，開闢新地。當今會展一期、中環廣場、香港演藝學院、藝術中心林立之處，不知有多少當年盟軍投擲的炸彈藏於泥土下。香港本土的歷史學家早先已經指出，盟軍轟炸機當年投擲的炸彈未有爆破的實際數目無法統計。只能隨着今時今日的香港基建挖出更多戰時炸彈逐漸揭曉。
歷史的紀錄是，1941年12月25日，經過18天的戰鬥，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指揮官酒井隆投降，香港宣告淪陷。從此160多萬香港居民步入日佔時期共計1300多天的苦難歲月。前路渺茫、民不聊生，老百姓舉步維艱，原本悶聲發財的商賈們亦惶惶不可終日。不僅吃不飽，日佔香港的市民們出行也受到嚴重影響。小輪雖然通航，但是陸地交通沒有恢復，香港市民主要的出行工具叮叮車依然處於停運狀態，只得步行上班。經歷日佔後的香港經濟滿目瘡痍。日本強行要求香港市民用軍票購買物品，軍票換取的巨額港幣被日軍拿到澳門購買物資以供戰爭需要。1945年9月6日，大藏省（編者注：日本過往的最高財政機關，為現今財務省之前身）宣布日本軍票無效，香港百姓的19億日圓財產，一夜之間變成一堆廢紙。1993年8月13日，香港軍票索賠委員會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償還欠下香港百姓的軍票債務。1999年6月17日，東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沒有這方面的賠償法為由，拒絕作出賠償判決。
無論是鰂魚涌的炸彈，還是香港的金融近現代史都在說：往事並不如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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