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馮煒光
筆者喜歡看電影,也一直看重文化產品的軟實力作用。近日在炎熱的鄭州看了《南京照相館》,電影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電影拍得很不錯;筆者眼淺,有好幾段都看得熱淚盈眶。為免劇透,筆者本文只介紹事件原型,電影作了大幅文藝改編,除照相館和沖洗出日軍在南京1937年暴行照片的大框架外,細節和真實事件不沾邊。然而這無損電影的感染力,可惜香港暫未有安排上映日期。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我國也會舉行大閱兵,李家超特首若想讓更多香港市民明白這場勝利的意義,不妨安排這套電影來港上映,尤其安排學生們集體觀看,將會有事半功倍之效。進場前,記得帶上手帕或紙巾。
回說真實的歷史,我們要記住兩個名字,當年的兩位南京年輕人羅瑾和吳旋。1938年1月,年僅15歲的羅瑾在南京的華東照相館當學徒。一日,一位當時已佔領南京的日軍少尉軍官來到照相館。軍官一手提着軍刀,一手遞來兩卷膠卷,命令羅瑾沖洗。羅瑾早在1937年12月便已目睹到日軍濫殺和強姦的暴行,他當時恨透日本人;但他知道若不聽命沖洗,他立馬會被殺。然而,當他在暗房沖洗照片時,映入眼帘的竟是日軍屠殺我國同胞的暴行:砍頭、活埋、強姦——刺眼地定格在膠片之上。
羅瑾心中義憤填膺,但他作為一個15歲的少年,若衝動反抗,只會是多一條人命犧牲而已。他靈機一動,心生一計,偷偷多衝洗了一份照片,共計30餘幀。隨後,他從中精心挑選出最具代表性的16幀。他將這些照片秘密製成一本相冊,並在封面刻下組合圖案:兩顆滴血的心、一把刀,以及一個巨大的「恥」字。此後無論去往何處,羅瑾都將這相冊貼身藏匿,他非常清楚,一旦其中記錄的血證被日軍發現,自己必遭槍決。
兩年後的1940年,迫於生計,羅瑾考入汪精衛偽政府開辦的交通電訊集訓隊,該班設在毗盧寺內上課。1941年初,毗盧寺突發搜查手榴彈事件,日軍展開大規模搜查。情急之下,羅瑾只得將相冊藏匿於寺廟廁所的牆洞之中。然而,當他數日後返回尋找時,相冊竟已不翼而飛。驚恐萬分的羅瑾以為身份暴露,當夜便逃離了南京。殊不知,歷史的巧合讓羅瑾的同學吳旋成接力者。吳旋在毗盧寺意外發現了這冊藏於牆洞的照片。雖不知它原是羅瑾冒死保存,但吳旋立刻意識到這相冊的重要價值——它是為南京大屠殺中30多萬遇難同胞鳴冤的血證。從此,吳旋肩負起守護重任,將相冊秘密保存,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
1946年,南京舉行戰犯審判,一手造成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第六師團團長谷壽夫,在庭上大力否認南京有過屠殺。谷壽夫更無恥地說「如果不是中國軍人抵抗,便不會出現誤傷平民事件」。當時的國民政府只能貼出公告,號召民眾提供大屠殺的人證物證。吳旋看到公告後,立馬回家把保存完好的相冊拿出來。當這相冊出現在法庭時,谷壽夫臉色驟變,因為這全都是日軍自行拍攝的,無可抵賴。日軍在1937年時志得意滿,從未想過會戰敗,才會把屠殺情景拍下來私下炫耀自娛。日軍從未想過這些照片會成為日後指控他們暴行的鐡證。由於羅瑾和吳旋兩位年輕人在命運安排下的接力,這16幀照片成為了最有力的證據,法庭當年把這一相冊列為《京字第一號證據》。谷壽夫最終在1947年3月10日被判死刑,並在同年4月26日於南京雨花台被槍決。
羅瑾當年冒死保存照片時,並不知曉它們日後會發揮如此關鍵的作用。這一真相直至1993年才揭曉——他回南京掃墓時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竟意外發現自己當年捨命守護的照片和相冊赫然陳列其中。隨後,羅瑾在南京與吳旋重逢。彼時兩人皆已年逾古稀,相對感慨50多年前那場關乎民族記憶的「生死接力」。如今,羅瑾與吳旋兩位先生雖已先後仙逝,但他們當年義舉,已成為今人了解南京大屠殺歷史最直接、最震撼的影像證據。
作為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我們或許難以真切想像當年日寇鐵蹄下神州大地的悲慘景象。筆者建議各位觀看《南京照相館》,這部影片將令人深刻感受到那份深入骨髓的恐懼、無助與凄涼——那是一種在侵略者統治下,尊嚴盡失、命如草芥的生存狀態。諷刺的是,今日竟有少數港人背離歷史,將赴日稱為「返鄉下」,情何以堪!影片中,導演刻意安排了一幕日軍「善待」南京街頭野狗的細節,與其對待我國同胞的暴行形成刺眼對照。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親臨影院,體會這發人深省的藝術表達。
筆者把羅瑾和吳旋的故事寫出來,是希望特區政府相關部門能善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機,結合電影改編真實事件後的感染力,和羅吳兩人的義舉,讓年輕人明白歷史。誠如電影最末出現的8個大字:「銘記歷史,吾輩自強」,但願祖國一直繁榮昌盛,讓我們的後輩們能有免於戰爭恐懼和蹂躪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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