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曦
論及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鈞，1949-2013），評論界常習慣於將他的寫作風格歸入西方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他畢業於浸會學院（現為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遠赴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大學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自1970年代開始，他通過翻譯和評論在港台報刊上介紹法國新小說和拉丁美洲文學。其詩歌與小說中流淌的現代性，確曾深受西方先鋒電影與文學的影響。然而，這種長期的「（後）現代主義」標籤，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也斯寫作譜系中極其重要的一個脈絡——中國文學傳統對他的深厚滋養。這位香港文學的代表人物，其精神根莖其實深埋於中國傳統文學與五四以來現代漢詩的泥土之中。九七前後，也斯詩歌中對香港日常性的發掘，也受到中國現代主義詩人「對抗美學」的影響。
隱秘的根莖：傳統在現代霓虹裏的變形
也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吸收化用，早在其早期小說《養龍人師門》（1979）中便初見端倪。這個故事的原型，取自講述先秦時期神仙事跡的《列仙傳》。而在回歸初期的1999年，他創作了聊齋組詩《志異十一首》，直接借用了蒲松齡的古典志怪框架，以奇幻的虛構世界來叩問香港的都市異化，探尋商業社會中的人文精神。蒲松齡在清初的孤燈下寫鬼狐，也斯在九七後的霓虹裏寫都市，相隔數百年的「志異」，本質上都是在變動的現實裏，為個體尋找身心安頓的空間。在也斯筆下，古典傳統不是僵死的古董，而是一種活性的、用來反思當下的現代敘事工具。
也斯不僅從古典文學中汲取靈感，他的詩歌也從未離開現代漢詩的整體脈絡。在冷戰時期，香港扮演了獨特的文化中介角色。正如也斯在為馬朗詩集《焚琴的浪子》所寫的序言中所說：「正是香港通過上一輩的作者如劉以鬯和馬朗等，我們進一步接觸到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回顧他們這一代如何延續發展五四的傳統，吸收外國現代文藝加以轉化，對我們是有意義的。」也斯不僅是這一脈絡的繼承者，更是海外的「擺渡人」。20世紀80年代起，他陸續用英語翻譯介紹了許多中國現代詩人的作品。他曾協助老師葉維廉編譯《防空洞裏的抒情詩：1930-1950年的中國現代詩歌》(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首次將「九葉派」譯介給西方文壇，擴大了中國現代詩歌的海外影響。他1984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對抗美學：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研究》（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 1936-1949）是海內外較早系統研究中國三四十年代詩歌的專著，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在國際漢學界為中國現代詩歌研究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日常的韌性：「對抗的美學」的本土實踐
正是中國三四十年代卞之琳、穆旦等傑出詩人作品中蘊含的既有五四批判精神、又有古典詩意美學的文學營養，化作了也斯在博士論文裏提出的「對抗美學」：以「現在」面對「過去」，挑戰傳統或商業語言，跳脫線性的表現形式，否定商業化的文化產業，反抗僵化的傳統和資本主義文明。也斯用此來概括穆旦那一代詩人的美學特質，也幫助他自己找到了創作中最重要的詩學觀念——日常性。
九七前後的香港，面臨着多重的壓力：席捲而來的資本主義商業化、消費主義的文化產業，鋪天蓋地而來的政權交接宏大敘事，報刊電視上各種猜測激烈交鋒。而詩人也斯並不參與那些高調的口號式表達，而是通過描寫蔬菜、水果、茶餐廳和老街區來表達「日常的韌性」，藉由這些最為熟悉的具體而微的物件和空間，為生活在時代風雲變幻中的港人帶來一份舒心的安慰。他在《給苦瓜的頌詩》（1988）中寫道：「不一定高歌才是慷慨，把苦澀藏在心中，是因為看到太多虛假的陽光，太多雷電的傷害」。這枚苦瓜，正是他表達態度的方式——不是以激烈回應激烈，而是以沉默的堅韌，在「蜂蝶亂飛、花草雜生的世界」裏，「堅持另一種口味」，「為人間消除邪熱」，「令我們清新明目。」
在宏大歷史話語試圖格式化個體記憶時，也斯退回到菜市場與柴米油鹽中。他凝視一碗最普通的白粥，從中看見「塵世的煎熬從無間斷」，卻勸慰我們「且細嘗一碗平淡白粥裏的眾生」。他穿過中環的街巷，目睹「生果檔上鮮紅色的櫻桃」、「一個孩子用鹹水草綁着一隻蟹」，在那些看似瑣碎的日常片段裏，他找到了詩意最堅實的土壤。他甚至《帶一枚苦瓜旅行》（1998），關心它在飛機上「有沒有東張西望、有沒有因為肚子餓而哭了」，以這種近乎孩子氣的溫柔，消解着跨國旅行與身份流動背後的沉重與焦慮。
也斯用寫作證明：香港文化的主體性，不需要建立在宏大的空中樓閣和晦澀的理論術語之上，它就活在這些充滿煙火氣、混雜卻柔韌的世俗生活之中。他對自己寫作姿態的總結，寫在了《中午在鰂魚涌》(1974)的結尾：「有時我走到山邊看石/學習像石一般堅硬/生活是連綿的敲鑿/太多阻擋，太多粉碎/而我總是一塊不稱職的石/有時想軟化/有時奢想飛翔」。正是這種甘於「不稱職」的謙卑、在堅硬與柔軟之間的遊移，讓他的詩歌始終保持了一種獨特的質地——不張揚，卻自有重量；不激烈，卻自有韌勁。
超越狹隘：走向開放的世界主義
然而，也斯的「對抗美學」從未走向狹隘、排他的本土主義。相反，他以一種極開闊的世界主義胸懷，向外打開了香港文學的邊界。
在創作實踐上，他打破了傳統純文學的單一媒介限制，與多位藝術家展開跨媒介合作。例如與攝影家李家昇及黃楚喬合作《食事地域誌》（1997）、《蔬果說話》專集（2004），讓詩歌與影像對話；攜手舞蹈家梅卓燕、音樂家梁小衛將蓮葉組詩改編成聽覺與視覺交融的形體詩意戲劇《流連歡》（2004）。這些合作讓詩歌走入畫廊，讓文學在視覺與空間中流動，正如香港這座城市本身重疊、流動的邊界。
在國際視域中，回歸後的也斯頻繁出訪歐美、參加國際詩歌節，並積極將香港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法、德文推向世界，回應國際文壇對中國文學長期停留在「黃土地敘事」的偏見，消除西方學界對香港文學東方主義式「政治獵奇」的凝視。他用創作和翻譯實踐向世界證明：香港文學的價值，不依賴任何外部標籤，而在於其自身的現代性、實驗性以及對都市經驗的敏銳捕捉。
也斯留給後世最可貴的範式，正是一種開放、柔韌且富有智慧的姿態——以中國文學傳統為根基，以西方現代主義為視野，在香港的土壤上長出了獨一無二的枝葉。他讓我們明白，真正的本土文學，絕非封閉與自憐，而既需要深入地體察日常以建立主體，也需要勇敢地走向世界以完成對話。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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