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新聞報道】近期，有關心理危機的新聞令人揪心——無論是學童抑鬱、青年自殺，還是長者孤獨離世，都反映出心理健康問題已滲透社會各個年齡層。上期《肥胡醫聊》邀請到香港心理學會會長、衞生署認可臨床心理學家名冊會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張傳義博士，為大家澄清一個關鍵誤區：「看精神科」絕不等於「發瘋」，科學識別與及早干預才是核心，內容深入淺出，令人深受啟發。本期節目再度請來張傳義博士，用更通俗易懂的語言解析常見心理困擾和情緒問題，並提供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法。
誰最容易受情緒困擾？數據揭示性別與年齡的隱形風險
張傳義博士雖常以從容樂觀的形象示人，但他坦言，這種狀態並非源於天性，而是「每天都要努力保持」的結果。作為香港心理學會會長、衞生署認可臨床心理學家名冊會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香港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他長期深耕心理健康領域，擁有多年的研究和臨床經驗，深知情緒管理需要持續的覺察與實踐。
基於數據顯示，情緒障礙如抑鬱和焦慮在女性中更為普遍；但在實際完成自殺的個案中，男性比例卻更高，體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就年齡而言，焦慮通常從小學階段開始逐漸增多，到二、三十歲職場階段更為明顯；而抑鬱症的發生率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通常高峰出現在60至70多歲。
值得留意的是，根據2024年數據，15歲以下兒童的自殺個案有所下降，顯示相關預防措施初見成效；但15歲以上青少年及青年群體仍面臨嚴峻挑戰。更值得注意的是，自殺率最高的年齡群組其實是老人家。
針對外界常將老年自殺歸因於「百病纏身、痛不欲生」的看法，張傳義博士解釋，身體疾病固然是因素之一，但老年抑鬱本身才是核心問題。此外，喪偶帶來的深度孤獨、社交圈萎縮，以及近年日益突出的現象——子女移民海外，使許多長者成為「孤獨老人」——這些心理與社會因素共同構成了老年心理健康的重大風險。他強調，這一群體亟需家庭、社區及政策層面的系統性關注與及時干預。
分清輕重緩急 科學看待「精神病」
面對「驚恐症」「躁鬱症」「思覺失調（舊稱精神分裂症）」等術語，大眾常感混亂甚至恐懼。張傳義博士強調，這些狀況從輕到重，嚴重程度差異很大，治療方式也截然不同。
驚恐症的核心並非害怕具體事物，而是「我怕我害怕」，焦慮就是我怕——如擔心在商場、地鐵等人多場所看到很擠迫的空間的時候，會突發恐慌，進而迴避外出，甚至不敢離家。
躁鬱症則包含抑鬱與躁狂，抑鬱時情緒低落、興趣喪失，鬱鬱寡歡；躁狂時則異常亢奮，自認無所不能，可能同時承接多個項目、狂購物品，甚至聲稱「一日看十本書，一套金庸小說我3個小時就看完了」。但當現實壓力襲來（如無法履約、賬單堆積），情緒就會由一個很hyper、很亢奮的狀態，急劇跌入抑鬱。此類情況比單純抑鬱症更嚴重，因此在躁鬱狀態下，建議一定要去看精神科醫生，藥物是必不可少的治療環節，同時還需要配合大量心理治療。
至於思覺失調（精神分裂），屬於重性精神病，主要表現為妄想，如「你會害我」「我是齊天大聖孫悟空」「克林頓是我老公」及不同種類的幻覺（聽覺、視覺、觸覺或嗅覺）。張傳義博士舉例：一名從事考古工作的患者，他曾在考古途中不慎墜入一處不乾淨的古墓坑洞，自那以後，他整天都覺得有蟲在皮膚底下爬，還持續聞到腐屍的臭味，即使回到香港、身處潔淨環境也無法緩解；嚴重時，他甚至嘗試拿刀去挑那些並不存在的蟲，搞得全身傷痕纍纍、血跡斑斑。
針對「我怕鬼」「我見到鬼影」「好像後面有個鬼影」是否屬於幻覺，張傳義博士解釋，年幼兒童因想像力豐富，這類表述屬正常現象；但若成年人持續出現「我很怕，我不敢自己一個人去洗手間」「我要人陪」等類似想法，則需關注其是否經歷重大壓力或接觸了某些刺激、創傷事件。他曾接診一位女士，因辦公地點附近發生一個自殺跳樓事件，後在浴室見到一隻飛蛾，便聯想「完蛋了，他是不是來找我了」，反映出創傷後的非理性聯結。而對於老年人突然出現幻覺，則需考慮生理因素（如腦部病變）或心理因素雙重可能。
破除心理求助污名化 推動心理健康「尋常化」
許多東方人抗拒求助，源於對心理問題根深蒂固的誤解：「很多人認為，去看臨床心理學專家就等於『我瘋了』。一聽到『哇，看精神病醫生』，就會有人說『你傻了？』『要找青山醫院看住你啦？』」據研究，超過四分之一的人一生中會經歷情緒困擾，若能鼓勵公眾坦然談論、及早面對，許多問題或可在惡化前得到解決。
對此，張傳義博士表示，「改變觀念的關鍵在於加強精神健康教育，當大眾理解情緒問題其實和喉嚨痛、流鼻水一樣，是人生中常見的健康狀況，自然就會願意『病向淺中醫』。把心理健康『尋常化』——像《肥胡醫聊》這樣多談一談，沒什麼大不了。因為心理健康牽涉的是人性本質，理解得越深，我們對生活就越少執念。」
他也澄清了用藥誤區，類比道：「感冒發燒服用撲熱息痛，並不代表病情嚴重，而是為了緩解不適、恢復體力。」同樣，心理治療本身是需要心力的：就像收拾屋子需要體力一樣，要整理好內心那個「心靈空間」，精神科藥物可幫助患者穩定情緒、恢復心力，從而更有效地參與心理治療。所以很多時候，吃藥並不等於「你已經很嚴重」。對於重性精神病，藥物確實是必要的調節手段；但如果是輕中度抑鬱或焦慮，藥物則屬於optional，可以根據個人情況決定是否使用，處理方式自然也有所不同。
譬如輕度失眠，由合資格醫生處方的安眠藥風險其實很低；真正危險的是自行用藥、聽信「我有個朋友，他說睡不着，就是吃那隻藥的，你也試下！」，或靠飲酒、非法藥物助眠。「一邊是你完全不知什麼來頭、成分不明的藥，和通過一位合資格的醫生就診，由他根據你的情況處方一顆受監管、標準化的藥物，你選哪個？」他反問，「事實上，很多人在嘗試過正規治療後，反而不再亂吃那些來源不明或危險的東西了。」
此外，許多常見心理困擾——包括失眠、焦慮、輕度抑鬱等——並不一定需要藥物治療，通過心理治療往往已能有效緩解，甚至改善部分精神病性症狀。他亦解釋，正因如此，專業界近年更傾向使用「情緒病」而非「精神病」來描述抑鬱、焦慮等問題。「用一個更貼近日常、負擔更輕的術語，有助於降低恐懼感，讓人更容易邁出求助的第一步。事實上，它並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可怕。」
值得一提的是，張傳義博士觀察到，「香港人在心理求助方面，其實比部分內地民眾更保守。」較多內地民眾反而更開放——他們更願意談論情緒困擾，更主動求醫，也較少躲藏或羞於啟齒。
「如何讓香港人不要『躲』起來？畢竟香港有數百萬人面臨情緒困擾。」對此，張傳義博士回應，本地其實已有多個普及性心理健康資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特區政府推動的「陪我講Shall We Talk」計劃，每年深入學校與職場，通過講座、短片、微電影、互動劇集等多種形式，推廣精神健康知識；此外，張傳義博士觀察到，越來越多大型企業已將心理健康納入員工福祉體系，定期舉辦減壓工作坊、壓力管理講座等，教授實用的舒緩技巧。「整體而言，情況已有改善，」他表示，「但我們仍需更多努力——最關鍵的是，要把心理健康這件事『尋常化』。」
針對當前經濟環境下職場人士普遍承受高壓的現狀，如何具體減壓、避免踏入精神病的關口？張傳義博士提出兩項切實建議：第一是堅持運動。運動不僅能有效釋放壓力，還能促進大腦分泌愉悅物質，提升情緒；同時，身體健康本身也會反哺心理狀態——「很難要求一個周身病痛的人保持開心，身心本就相互影響」。第二是在工作之外培養興趣。這個興趣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和身邊的朋友、家人一起參與。不少家長常抱怨：「我只是照顧兩個孩子，都已經沒時間，我還要給時間自己去玩？」但關鍵在於：作為家長，不是「帶孩子去玩」，而是「和孩子一起玩」。例如一起去畫畫、踢球、行山、碌地沙，甚至在家玩桌遊或砌積木——這些互動不僅讓孩子快樂，也讓父母獲得滿足感與療愈。「這種陪伴不僅能看見子女哈哈大笑，家長自己也會開心，帶來滿足與療癒，這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壓力調節方式。」
希望更多港人能正確認識精神健康問題，及早面對、積極應對。唯有打破沉默，才能共同構建支持性的社會環境。
（點新聞記者馮書朋報道，視頻製作：鄔茜，視頻拍攝：仁欽、鄔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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