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妮娜
1月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期間，接聽了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打來的電話。特朗普按下了免提鍵，讓這四位記者同步收聽到了佩特羅和他的對話，並要求記者不公開發表電話溝通內容。不過，對於記者來說，報道獨家新聞是天職，他們一定會另闢蹊徑。後來的故事是：1月8日到1月14日，《紐約時報》先後發表三篇文章追蹤報道哥倫比亞面臨的危機，標題中持續使用的關鍵詞是電話（call）。
眾所周知，1月初委內瑞拉總統被俘走後，特朗普多次通過社交媒體喊話哥倫比亞，指名道姓針對佩特羅發出了一連串警告。事實上，特朗普和佩特羅數年來一直在社交媒體上隔空對駡。眼看兩國戰爭一觸即發，電話意外充當了外交潤滑劑。這讓人們想起了冷戰時期，曾經在大國溝通和斡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溝通媒介，也是電話。看來，科技高速發展並沒有改變冷媒介的獨特優勢。無論是二十世紀的冷戰，還是地緣政治衝突持續升溫的2026年，冷媒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依然是一個相比熱媒介更有效緩衝對抗的選擇。
冷、熱媒介是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提出的概念。他認為，通過冷媒介傳達的信息需要接收者動員多種感官、聯想和理解力去解碼資訊，在麥克盧漢的定義裏，電話是典型的冷媒介。相比之下，熱媒介傳遞的資訊比較清晰明確，接受者不需要動員更多的感官和聯想活動就能夠理解。書籍、報刊、廣播、無聲電影、照片等是熱媒介，因為它們都作用於一種感官而且不需要更多聯想。
不同媒介作用於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行為反應也各具特點。麥克盧漢生活的時代還沒有社交媒體，依據他的定義，時下數碼時代人人皆用的社交媒體可以被歸於熱媒介之列。特朗普向來熱衷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從其媒介使用習慣看，貌似是熱媒介的忠實粉絲。但正如《紐約時報》在上周長達兩個小時的專訪後記者觀察到的、特朗普的多面性，冷媒介或許是國際政治舞台上，與他溝通的最佳渠道；綜合溝通時效、信息元素考量，在一眾冷媒介中電話是首選。
冷媒介傳遞的資訊清晰度低，需要接收者高度參與，調動多重感官（專注傾聽、揣摩語調、填補空白）來「完形」理解。這種媒介特質，恰恰構成了其外交魔力。無論是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為防止核誤判而設的電傳打字機（熱線的早期形態），還是今天特朗普與佩特羅通話後的國際政治危機管理，電話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這種溝通形式的本質是邀請對方進入一個私密、同步的認知空間，共同參與協商與構建。它剝離了公開表演的成分，迫使雙方從社交媒體上慣常使用的標籤化語言，回歸到需要被認真傾聽與回應的對話者身份。佩特羅相信特朗普對其抱有錯誤印象，而電話正是糾正這種印象的唯一直接途徑——通過聲音的細微波動、即時的問答互動，雙方得以共同繪製更人性化的政治肖像。
相比之下，社交媒體是一種熱度高的媒介。它提供高清晰度、高信息量的爆炸性內容。這種媒介形態，與國際政治的基本邏輯存在劇烈衝突。社交媒體碎片化式的傳播範式鼓勵簡化與極化。複雜的國家利益、微妙的地緣平衡，被壓縮成充滿情緒化標籤、人身攻擊和武斷威脅的熱帖。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曾稱佩特羅病人，指控哥倫比亞是可卡因工廠，正是這種簡化的極端體現，它瞬間將兩國盟友關係降格為個人恩怨與毒品戰爭。領導人在全球圍觀下發出的威脅或侮辱，為了維護個人及國家顏面，往往難以自行收回，這大大縮小了言外之意的外交彈性，甚至讓雙方走向硬碰硬，正如危機前哥倫比亞外長不得不強勢回應本國軍隊已做好準備。更值得關注的是，社交媒體瓦解了傳統外交賴以運行的保密性與謹慎空間。外交談判中必要的模糊、試探和私下讓步，在社交媒體的聚光燈下無處藏身，言論甚至被民粹情緒劫持。
當然，將國際政治溝通完全寄望於電話這一冷媒介顯然是偏頗的。電話溝通的成功，依賴於領導人雙方關鍵時刻的理性選擇與對話意願，背後更多的是利益權衡以及中間力量參與斡旋的努力。世界不僅需要理性的聲音也需要理性的媒介。人工智能在內容生成領域有可能產生的虛假信息威脅正在讓溝通變得更複雜。如何應對這些挑戰？人類需要技術也需要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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