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筆者當年入讀港大，不久就認識了中大的雷競旋，一晃眼至今已55年。筆者和他一度在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研究方面共事，後來更先後認識他的弟弟雷競斌和雷競雄（出世紙寫錯為健雄）。他們的祖父和父親是古巴華僑。競斌早年和筆者共同出版青年刊物《學潮》，現在珠海退休養老。競雄留學法國，近年在珠海唐家古鎮積極參予讀書會活動，深黯法國的烘培技術，鍾情於法國餐飲。
雷競旋中大畢業後也曾留學法國，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從事研究，有顯著成就。他的專業集中在揭示和分析特定群體的歷史發展過程。雷兄是政治學博士，中大亞太研究所榮譽研究員。其研究方向主要是移民歷史、社會變遷和文化傳承。
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雷兄深入研究了古巴華僑長達170年的移民歷史。他不僅揭示了古巴自獨立以來的政治經濟變化，還關注了19世紀期間大量五邑華僑以「契約勞工」被送往古巴被奴役的情況。這些勞工面臨極端惡劣的生活條件，死亡率極高。華人社區在古巴的發展和演變是雷兄研究的重點之一。
雷兄在相關講座不時分享他對古巴華僑歷史的研究成果，利用大量歷史圖片和詳實數據，提供對古巴華僑興衰歷程的全面視角。他因祖上家庭成員的經歷而對這段歷史格外關注，促使其深入挖掘這一領域的歷史細節。筆者認為，他功在大灣區，增進了學術界對海外華人歷史的理解，提供了多元的文化視角，讓年輕一代慎終追遠，不忘家國。
古巴華僑史堪稱一部血淚史。 19世紀，古巴蔗糖經濟急速擴張，催生了龐大的勞動力需求，由此引發了殘酷的苦力貿易。在1847至1874年的27年間，約14萬華工被販運至古巴，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廣東五邑地區（今江門市）。他們以「契約勞工」的名義簽訂僱傭合同，實質簽的是「賣豬仔」的賣身契。這些合同雖然規定「每日工作不超過12小時」、「新年和星期天休息」，並承諾提供鹹肉、蔬菜和白米，但在實際履行中，華工被迫超時勞作，基本待遇匱乏，過着奴隸一般的生活。
當年跨越太平洋航行的死亡率高達30%，從香港或澳門出發，經過約160天的航行抵達古巴。華工差不多有長達半年的時間被關押在底倉，忍受着淡水與食物的極度匱乏。船隻兩度穿越赤道帶來的酷熱，更使本已短缺的食物加速腐爛變質，加之傳染病肆虐，導致大量華工死亡。死後，他們的遺體便被直接拋入大海。 因此，這些運輸船被稱為「漂浮的地獄」。
然而，即便僥倖熬過了這場地獄般的航程，華工在抵達古巴後，等待他們的依然是人間地獄般的勞役。有華工在回憶錄中記載，同批的45人在糖房勞動8年後僅存26人，有吃錯藥病死的、有弔頸自殺的、有被虐打致死的。根據統計，赴古巴的14萬人華工，到1880年僅餘約4萬人，平均勞動壽命僅有5年。
百年滄桑，從當年的契約勞工到如今的文化傳承，江門市古巴華僑相關文物的展出，主要在「中國僑都」江門市的《華僑華人博物館》，在《江門市博物館》之內，是目前全國規模最大、華僑文物最多最全的華僑歷史文化展示基地，涉僑文物總量達8萬件，其中古巴華僑相關文物十分豐富。館內唐人街展廳有古巴《光華報》使用過的老式打字機、印刷用的木活字和鉛活字等物件。這些文物見證了五邑華僑當年在古巴辦報愛國、報國、救國的歷史。
江門市五邑地區（五個縣級行政區 : 新會、台山、開平、恩平和鶴山）是古巴華僑的重要來源地。例如新會區沙堆鎮獨聯村有古巴華僑700人、梅閣村有2000人。沙堆鎮現在還留存有古巴橋、古巴樓等百年建築。
古巴《光華報》的前身是1928年創辦的《工農呼聲》，抗日戰爭時期改名為《救國報》，1944年定名為《光華報》，二戰後一度關閉，於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後復刊，有「一份《光華報》，半部華僑史」之美譽。《光華報》是古巴華僑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當年僑胞支援祖國抗戰、傳播革命思想的陣地。
香港演藝界有許多知名人士的祖籍來自五邑地區。筆者記得、即時可列出的就有劉德華、梁朝偉、曾志偉、周潤發、甄子丹、黃百鳴、譚詠麟、李克勤、容祖兒、鍾欣桐、梁詠琪、李玫、鄭伊健、林子祥、鍾鎮濤、蘇永康、麥嘉、歐陽震華、夏雨、胡杏兒、陳慧珊、郭藹明、張可頤、伍詠薇、陳秀雯、曹敏莉、陳百強等；可謂陣容鼎盛。
中國科學界也有許多知名人士的祖籍來自五邑地區，這裏孕育了眾多傑出院士，在不同領域取得卓越成就，包括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李椿萱、馮培德、黃乃正、黃本立、郭景坤、麥松威、余國琮、姜中宏、陳煥鏞、薛社普，還有港人熟悉的任詠華（港大首席副校長、無機化學教授，合成了新的無機發光分子材料和化學傳感器配合物）、陳新滋（前浸大校長，是筆者前輩。其在有機化學手性催化和不對稱合成領域有重大突破，對製藥工業和環保技術有深遠影響；左右手形狀相似但不對稱、分子結構有鏡像效應等都是其重大發現）和葉玉如（科大校長，在神經生物學領域有顯著貢獻）。
新會茶坑是梁啟超的故鄉，鶴山和九江僅一江之隔（處在西江左右兩岸）；筆者近年常到五邑地區東走西顧（主要是新會和鶴山），有感於當地人傑地靈，印象深刻。回望古巴華工血淚史，中國人近百年來篳路藍縷、砥礪前行的奮鬥精神，令人無限感慨。
《華僑華人博物館》內有一份「跟船醫生合同」，極具歷史價值。清同治5年（1866年）的「蔡亞華醫生合同」，是國內現存的唯一勞工出洋跟船醫生聘用文書。這份雙語合同明確規定船主每月應「支付工銀30大元，先交3個月上期工銀90大元」，抵達古巴後「付回頭路費工銀60大元」，從工銀預付周期可推算航行需要約5個月。此類合同的出現，源於船主為降低華工死亡率、保障利潤而臨時僱傭醫生，但因成本高昂，只有少數船隻配備有跟船醫生。
根據研究資料，二戰後古巴的華人社團多達134個，涵蓋同鄉會、商會、宗親會等，是當地華工「抱團取暖」的重要載體。1959年古巴革命後，華商資產受到嚴重衝擊，大量華人二次移民（轉往北美或南美）或回歸祖國，僅剩者依賴政府補助度日。如今哈瓦那（即夏灣拿、古巴首都）的純血統華人僅剩13人，其他皆屬混血。但當地華人社團通過傳承粵劇、太極拳等文化符號維繫身份認同。雷兄月前剛又從古巴搜集資料回港。現時多數古巴華裔歷經數代通婚後，外貌膚色已呈西方人特徵，但其文化認同和血緣紐帶依舊濃烈，不少人仍堅認自己是「華人身份」。
從現存的200餘份當年的華工契約中，經深入考據，發現當地僱主經常違約、剋扣報酬；契約淪為「廢紙」。這些文獻是揭露「賣豬仔貿易」血淚史的關鍵證據。對華僑的辛酸血淚史不能忘卻，是因為不應讓「離鄉別井」與「血脈分散」的苦痛記憶塵封湮滅。雷兄退休後所做的研究工作，既是對祖國的忠悃；也是對祖上的尊敬，既是對歷史的追憶，也是對後人的警醒。
江門地區作為著名僑鄉，其古巴華僑文化底蘊深厚，有歷史建築和僑胞故事提供獨特的傳承脈絡。今後如有機會再到新會，筆者打算去沙堆鎮的古巴橋看看。據悉，古巴橋建於1928年，由古巴歸僑集資修建，護欄刻有「古巴」凹字，是中國唯一以「古巴」命名的橋樑，採用「中貫鋼骨，鑄以洋灰」的先進工藝，見證了僑胞對家鄉建設的貢獻；現在是受政府保護的文物遺址。沙堆鎮還留存有不少和古巴華僑有關的古建築，那伏村有南樓北樓，獨聯村有鍋耳祠堂，梅閣村有旋安會址。這些建築都是古巴僑胞籌資建造的物證，通過村民代代相傳的故事，延續着這段古巴華僑的奮鬥史。
據悉，古巴駐廣州總領事曾於2021和2024年先後兩次探訪沙堆鎮，在古巴橋前致敬華僑對古巴獨立與建設的貢獻。他引用哈瓦那記功碑上的名言 : 「沒有一個古巴華人是逃兵」，突顯中古間共同的命運認同。
筆者認為，雷兄作為僑史學者，如果能夠從古巴華僑的家書裏發掘僑史密碼，以其家族為例，還原古巴華僑的奮鬥史，既能為家譜進行編修，活化歷史記憶，讓現仍僑居古巴的華人遺族作口述歷史提供一手材料，也能傳承中古友誼。這種文化傳承通過個體鄉愁的慰藉，是歷史的集體記憶，是中國人愛國愛鄉與奮鬥精神穿越時空的投射。筆者熱切期待雷兄的研究得以早日結集成書，一紙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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