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曦
前不久去上海旅行，朋友特地預訂了一家評價很高的本幫菜館，說是要請我們品嘗地道的上海菜。我們落座之後，旁邊又來了一桌香港客人，似乎是熟人介紹而來，因此老闆特地出來迎接，並為他們介紹菜品。談笑之間，老闆突然開始用粵語跟客人交談，令我大吃一驚。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怎麼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細聽之下，原來老闆祖籍廣東中山，祖父一輩前往上海經商，在此安家落戶。他雖然是第三代，但仍能講鄉音。這個小小的旅途插曲，勾起了我對粵滬兩地之間的人員流動和文化聯結的好奇，而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程美寶教授的新著《消逝的聲音：省港澳滬的過去式》正好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這本書視角新穎，以聲音為線索，串聯起廣州、香港、澳門和上海四個城市自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文化史，鈎沉了粵劇、粵樂和粵曲如何藉由唱片、廣播和有聲電影等現代媒介營造出一個獨特的粵語有聲空間，將這四個城市的大眾文化緊密聯繫在一起。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所謂「粵聲」，其實不止一種。蓋因「粵語」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可細分為「廣府話」、「四邑話」等，各片區之間音調、詞彙和語法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今天在社交媒體上，一些網紅常以討論「廣州粵語」和「香港粵語」的差別來吸引眼球。然而從歷史上看，廣州和香港的口音差別並不大，兩地講的都是「西關音」。「香港話」對應的英文是Cantonese，程教授指出，這裏的Canton指的並不是廣東省，而是省城廣州。Cantonese其實就是「省城白話」，其中的「白」，意味着「純正」，不摻雜任何色彩的「鄉音」。而最為「純正」的白話，公認是廣州的「西關話」。
最為有趣的是，雖然「西關話」成了廣州白話的標準音，但「西關」卻並不在省城的城牆以內。從地理上看，「西關」位於明清時期廣州城牆外的西邊，本是地處河涌與大海之間的灘塗。1757年，清政府限定廣州一口通商，嚴令洋商不得入城，只能將商館設在城牆以西，進行貿易往來。此後，西關逐漸因商業活動而發展繁榮，大量人口流入，從跨國貿易中獲利的中國行商群體由此湧現，並在此買地建造住宅。富庶的經濟環境，也催生了多彩的文化場所：大量的戲院酒肆，書院善堂紛紛在西關出現。
粵語有多種口音，當外地人要學習粵語時，必定要選擇其中一種作為標準，而「西關話」能在眾多口音中脫穎而出，成為大家公認的模仿對象，憑藉的正是其背後富庶的行商世家所代表的經濟和文化資本。據程教授的考察，早在1883年，出生在廣州的英國人波乃耶(James Dyer Ball)在其所着的Cantonese Made Easy的前言中，即提出讀者應當以「西關話」為標準來學習「純正廣州話的正確發音」。1947年，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在Cantonese Primer中，也指出西關居住着一些世家，能說一口「西關話」，體現了特定的社會身份和文化教養。也正因其被視作「純正廣州話」的代表，「西關音」遂成為了興起於省城的粵謳、粵劇、粵曲以及後來粵語流行歌曲協音調韻的準繩，並隨着這些文藝作品流傳各地。
聲音隨着人口遷徙而傳播。十九世紀中葉，香港開埠之後，各地華人前來經商創業，帶來各自的方言鄉音。然而，來港華人追慕思念省城文化，以西關的「永安街」、「同文街」和「興隆街」來命名港島的街道，文武廟中的多件木雕銅器由西關的作坊製造，再運來香港。廣州話也成為港人認可的共同語音。1865年，省港澳輪船公司成立，1911年，九廣鐵路全程竣工通車，廣州和香港之間人員的往來愈發便捷頻繁。香港的酒家禮聘廣州名廚以吸引顧客，兩地茶樓均能聽到歌伶獻唱優美的粵曲為賓客助興。而當時最熱鬧、最受歡迎的粵聲，則莫過於俗稱「廣府大戲」的粵劇。最早的粵劇戲班主要面向鄉村演出，靠「紅船」輾轉流徙於珠三角各地，規模也較小。而隨着商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演出市場擴大，清末明初出現了規模較大、曲目眾多、裝備整齊的戲班。他們通常隸屬於戲劇公司，有常駐的戲院，長期在省港兩地巡迴演出，因此被稱為「省港班」。粵劇的都市化發軔於廣州，在二十年代蒸蒸日上，許多廣州戲班公司在香港投資興建戲院。三十年代日寇入侵，1938年廣州淪陷，市面蕭條，粵聲逐漸寥落。但是，粵聲並未就此歸於沉寂。在抗戰期間，香港和澳門先後成為粵劇藝人避難之地，任劍輝、白雪仙等名伶依然堅持登台演出，用熟悉的粵聲慰藉流落於此的民眾，傳承民族文化。
省港澳三城地域相連、語言相同、風俗相通，粵聲在此間流轉並不奇怪，但為何粵聲能夠遠播至數千里之外的上海呢？原來那裏有着數量眾多的粵籍人士。鴉片戰爭後，多個通商口岸陸續開放，因為有着長期與洋商打交道的經驗，大批粵人前往這些新的口岸尋找機會。到1934年左右，旅居上海的廣東人已達三十萬人之多，這為粵曲粵劇提供了穩定的市場，吸引了不少粵劇名伶前去演出。旅滬粵人中不乏富商，他們思念家鄉，熱心成立同鄉會、資助文藝活動，更為粵聲的傳播推波助瀾。例如粵商創辦的三大百貨公司：永安、先施和新新都有自己的粵劇團或粵樂隊。聽眾對粵聲的渴求如此之強烈，以至於1923年第一家廣播電台創辦開始，上海有多家廣播電台都播放廣東音樂、戲曲和粵語新聞。在三十年代，播放粵語節目的電台一度曾多達十六個，佔到全市電台總數將近一半。到1941年，粵人黃寅初創辦的安華電台，更是整日全部播放粵語節目。
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是中西文化匯聚、唱片和電影公司匯集的文化中心，傳統的粵聲也憑藉新技術大放光彩，在與其他音樂的碰撞融合中豐富自身。粵曲玩家錢廣仁先是替大中華留聲唱片公司錄製粵曲唱片，繼而在1926年創辦了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灌制了大量粵劇粵曲唱片，令身在海外的戲迷也能夠聆聽。上海天一公司和明星公司在三十年代投資拍攝多部粵語電影，遠銷南洋市場。祖籍廣東鶴山的電影皇后胡蝶在她主演的《紅船外史》中講一口流利的粵語，被評家譽為「嬌脆鶯聲，唱粵曲，說粵語為最悅耳動聽」。而生於中山，長於上海，日後被尊為粵樂大師呂文成，不但在表演中加入西洋樂器小提琴伴奏，還在江南絲竹曲的啟發下創作了廣東音樂名曲《平湖秋月》。藉助上海灘製作的唱片和電影，粵聲不但通過吸收中外音樂得到進一步發展，更是漂洋過海，在海外華人中廣為流傳。
斗轉星移，曾經在四所城市齊鳴共響的粵聲景象正經歷着不同程度的消逝。人們感嘆講粵語的人口減少，粵語電台關閉，年輕一輩咬不準字、發不正音，這也正是程教授在書中感慨憂心之處。粵語或許難以再現往日的輝煌，但我們今天依然能夠在新媒體的各個角落聽到它的聲音。最近火爆全球的網絡神曲《大展鴻圖》，開頭的採樣片段即來自經典粵曲《帝女花》；在香港出生長大、紅遍太平洋兩岸的脫口秀藝人歐陽萬成，在他的段子中也融入了不少粵語元素；小紅書上的方言博主「馬克西姆」，本是北京生長的90後，因為李小龍的電影愛上粵語，練得一口字正腔圓的粵語，他的視頻帶火了《廣州話正音字典》，也引發更多外地年輕人學習粵語。如今，粵語雖然不似當年那般聲震四城，卻依然餘音裊裊，回蕩在網絡空間，延續着豐富多彩的廣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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