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鄭久慧
國家二十大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及完善香港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可借鑒新加坡司法改革的先例。
一、廢除樞密院的終審權 踢走外國法官
新加坡獨立的頭廿年，李光耀一直容許英國樞密院作為新加坡案件的最終裁決機關，延續英國人對殖民地的司法影響。直至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及英國兩地司法觀點逐漸出現明顯分歧，到了1988年，新加坡各級法院均判一宗案件敗訴，上訴人不服，打到樞密院，樞密院竟判他勝訴得直！李光耀見時機成熟，開始着手鞏固新加坡的司法主權，限制新加坡可上訴到英國樞密院的案件數量，終於在1994年將終審權完全掌握在新加坡最高法院。新加坡最高法院並無海外法官，所有法官均為新加坡籍，至此司法主權回歸，牢牢握在新加坡人手中。
另一方面，為便利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新加坡政府特設「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海外法官可在此法庭參與審理涉外的商業案件，但如何分配主審的海外法官人選，這一決定權依然掌握在新加坡出生、新加坡籍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手中。
多年來香港廣大市民對終審法院非常任海外法官制度頗有爭議，現在遇上以中文版本為準的香港國安法，更嚴重暴露了「司法語言」之爭。是否應仿效新加坡另闢法庭，限制海外法官及海外律師審案的類別，同時限制不懂中文的海外法官及海外律師審理香港國安法案件呢？須知《基本法》第9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請注意條文英文版用的是「may」，不是「must」（English may also be us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可見中文在香港處於主導地位，英文只是次要！
此外，新加坡早已廢除法官及律師們佩戴英式假髮傳統，就連英國大多數法庭亦已經廢除這做法，有鑒於本港社會呼聲日趨強烈，香港法庭去殖絕對刻不容緩！
二、廢除外國大律師在新加坡辯護的特權
據香港法例第159章《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香港仍容許法庭批准在香港以外執業的大律師來港參與庭訟，最近根本不懂中文、對香港國安法毫無認識的英籍洋大狀竟獲准為國安重犯黎智英抗辯，恐成國安漏洞，不少法律界有識之士認為此條文早已過時應廢除。
參看新加坡《法律專業條例》第21條「Ad-hoc admissions」，雖容許英國御用大狀以臨時性質出庭辯護，但僅限民事案件，決不能涉及刑事案，更勿論插手國安案件。事實上不少仍將英王奉為元首的英聯邦國家，包括澳洲、新西蘭等地，早已禁止英國大狀在當地出庭，香港亦應即時廢除此殖民地舊例！
三、嚴格限制司法覆核
為免濫用司法覆核，新加坡法院嚴格要求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跟案件有個人利益聯繫，而非單純以公共利益為名義，任意提出司法覆核，浪費公帑。
在香港，「長洲覆核狂」郭卓堅在過去16年提出約90次司法覆核，嚴重濫用法律權益，最近更罔顧公眾健康，多次對政府防疫政策提出司法覆核，意圖袒護購買「免針紙」的不法行為。香港法庭應仿效新加坡，嚴格限制「充分利害關係」的適用範圍，篩選掉輕浮或惡意的申請，防止法庭資源被濫用。
四、法律專業平權：不再劃分大律師及事務律師
香港沿襲英殖制度，現時法律專業仍分為大律師（Barrister）和事務律師（Solicitor）兩大類，執業範圍各有不同，大律師主力從事出庭訴訟工作，而事務律師通常處理法律文件的草擬工作，事務律師在高院或以上法院的出庭發言權是受限的。
新加坡早已不再劃分兩者，事實上除英國外，絕少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再區分律師及大律師，合併兩者有利於整合社會的法律資源，可以降低法律成本，保障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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