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新聞報道】9月24日，香港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戴霖（Michael Duignan）在第十屆亞洲公司及證券法年度研討會上表示，香港證監會與羅兵咸永道（內地稱普華永道）就中國恒大集團（以下簡稱恒大）審計失職達成的10億港元和解，並未改變恒大債權人之間的申索優先次序，因為這筆款項來自羅兵咸永道，而非恒大的財產，該筆款項從未屬於可用以清償恒大債權的資產。
戴霖稱，該項安排並不屬於清盤程序的一部分，恒大清盤人所說的「被繞過的法定優先次序」實際上未被觸發。相關司法覆核程序仍在進行，香港高院預計於10月底左右作出判決。
戴霖此次演講主要圍繞香港證監會的執法新思維展開，羅兵咸永道同意賠償恒大股東10億港元一事是其重點提及的個案之一，主要用以講述在企業失當的情況下，香港證監會如何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戴霖形容，少數股東「往往是最後才會被想起的一群，而且經常為時已晚。」
10億港元和解一事在香港屬創新做法
恒大在高峰時曾是中國內地最大型房地產發展商之一，直至因沉重債務問題倒下，導致許多小股東積蓄化為烏有。戴霖介紹，此案引起香港證監會注意，並非因為恒大倒閉本身，而是因為在倒閉前，恒大曾連續多年虛增收入，其財務報表使投資者低估了公司風險，直至相關事實曝光。
和解個案涉及恒大的審計師羅兵咸永道。戴霖稱，既然是公司偽造賬目，為何要追究審計師？在香港證監會看來，審計師在多方面失職：在審計恒大2019及2020財政年度財務報表期間未能維持獨立性；在審計規劃、執行審計程序及處理審計事項方面未能抱持充分和專業懷疑態度；未能設計並執行有效實地視察，以確定物業實際建造及交付狀況，從而作出妥善收入確認；更令人擔憂的是，主動默許恒大管理層操控審計樣本及實地視察，致使提前確認收入這一操作遭到隱藏；未能充分核實提交給它的相關證明文件及記錄的真實性。
戴霖表示，綜合來看，這些缺失之所以關鍵，是因為審計師是市場信任的核心。「當投資者無法自行核實公司賬目時，審計師便是他們所依賴的獨立把關者；當這道防線失守時，被蒙在鼓裏的小股東將首當其衝承受損失。」
戴霖接着表示，香港證監會當然可以遵循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或法院的法律程序提出，沿漫長而充滿未知數的道路尋求賠償；又或者，可直接與審計師達成和解，為真正受影響的獨立小股東取得即時補償。
最終，香港證監會選擇了後者。而羅兵咸永道在不承認責任的基礎上，同意支付10億港元以補償獨立小股東，作為多項補救措施之一；在羅兵咸永道履行和解協議條款的前提下，香港證監會將不會對其採取進一步行動。
戴霖形容，這項「至少在香港屬創新的做法，其後在法院受到了挑戰」，即報道開篇所提及的恒大清盤人不滿該和解協議。
香港證監會：和解並未改變債權人申索次序
恒大清盤人稱，香港證監會無權達成這類庭外和解，這樣做亦打亂清盤程序中債權申索的一般優先次序。戴霖重申，和解是香港證監會根據一般合約權力與羅兵咸自願訂立的協議，香港證監會亦沒有展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3條所規定的法院監督程序，因此和解並未改變債權人的申索優先次序。他又指10億元賠償出自羅兵咸，而非恒大的財產，從未屬於可用於清償公司債權的資產。
戴霖認為，案件顯示，即使任何新做法的出發點良好，也難免存在一定風險。這種風險固然需要衡量，但並非唯一考慮因素：「任何監管決定都不可能取悅所有人，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所採取的做法是否最符合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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