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日前公布，這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以跨年度框架統籌發展目標、資源配置與成效考核，標誌着特區治理從「年度施政」邁向「中長期戰略規劃」的制度躍遷，同時也標誌着特區對接國家發展規劃、融入並服務國際發展大局的嶄新開端。規劃將「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置於「四中心、一高地」戰略目標的核心位置，這不是一句簡單的政策宣示，而是香港經濟結構轉型方向的根本性確認與戰略導向。唯有打造打造具競爭力的創新科技產業，才能夯實特區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動能，確保特區持續穩定發展繁榮。
香港發展創科，脫不開大灣區。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26年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這一排名背後是三重能力的獨特聚合：大灣區同時兼具前沿人工智慧研發、完整高端製造鏈與國際金融樞紐，這種「AI+製造+金融」的組合在全球主要灣區城市群中獨一無二。這種獨特性就在於發揮「產業協同」與「規則銜接」兩大功能——既是新興產業落地灣區的國際平台，也是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相互參照的轉換樞紐。香港的創科發展不再被視為孤立的本地議程，而是嵌入國家區域創新體系的結構性安排與戰略性選擇。
五年規劃中的「推動耐心資本和風投創投投入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優化科技企業上市制度」「以市場化方式吸引各類金融資源投入到科技創新領域」等舉措，反映出特區管治者對全球經濟發展趨勢的核心判斷：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正在從傳統金融與貿易流向以科技創新為內核的產業體系。五年規劃明確將創新活動總開支占GDP比重從2024年的1.63%提升至2030年後的3%，年均增長約10%。這是一個帶有強烈指標意義的量化承諾：政府不再滿足於「喊口號式」的創科支持，而是將資源配置的硬指標寫入跨年度框架，接受可追蹤的KPI成效檢驗。
五年規劃的發展目標在於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發展北部都會區與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打造「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發展格局。這一空間布局的實質，是在香港內部完成經濟重心的結構性再平衡。這種「政府搭台、市場唱戲」的運作邏輯，體現了從「管理型政府」向「賦能型政府」的轉變，展現了特區管治者治理思維的轉變與管治水平的提升。
五年規劃在制度層面的突破值得關注。在金融端，規劃提出「相同業務、相同風險、相同規則」原則下的數字資產發牌及監管制度，探索數字金融基礎建設的深層應用，這意味着香港試圖將傳統金融監管的公信力延伸至數字資產領域，以制度確定性吸引創新要素集聚。其戰略考慮就在於：創科產業的培育不能僅靠資金堆砌，更需要一套能夠降低跨境協作摩擦成本、縮短從實驗室到市場距離的規則體系。
香港高等教育體系的科研密度在全球範圍內處於第一梯隊。2026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五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強。更具指向性的是創科相關學科的表現：香港大學數據科學與人工智慧位列全球第18，香港科技大學有11個科目躋身全球五十強，涵蓋數據科學及人工智慧、土木及結構工程等領域。逾80個學科位列全球前50強。這一亮麗的「產出密度」意味着香港高校的科研能力遠超其經濟體量所對應的國際位次。五年規劃明確提出「以市場化方式吸引各類金融資源投入到科技創新領域，強化高等教育前沿科技研究、科技成果轉化及產業化」，實質上是要將高校的科研存量轉化為產業的增量，讓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產學研體系中的角色從「論文產出地」升級為「技術策源地」「創科驅動地」。
必須承認，香港在創科產業化方面起步遲發展慢產出少，中下游轉化能力的薄弱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短板。深港穗集群的專利申請量雖居全球前列，但申請量最大的三家企業——華為、中興通訊、OPPO——均來自內地，香港自身的產業貢獻有限。風投不足、跨境數據與樣本流通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本地資金對長周期深科技投資天然審慎，這些制約因素不會因為一份規劃文本的發布而自動消失。但香港的比較優勢同樣清晰：國際化的資本市場、與國際接軌的法律與監管體系、全球頂尖的基礎研究能力、以及「一國兩制」下獨有的跨境制度試驗空間。五年規劃的務實之處在於，它沒有試圖讓香港去複製深圳或矽谷的模式，而是選擇了「規則銜接+金融賦能+研發轉化」的差異化路徑。河套的「制度沙盒」試驗、科技企業上市制度的優化、耐心資本的工具化運用，都是在香港既有制度稟賦上做增量，而非推倒重來。
五年規劃的公布，是香港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的轉折點。從「金融單核」到「金融+科創雙引擎」，從年度施政到跨周期戰略規劃，從本地發展議程到國家區域創新體系的有機構成，這三個維度的變化疊加在一起，構成了香港未來發展的基本框架。香港擁有全球最密集的頂尖高校體系、最開放的資本市場和最靈活的跨境制度試驗空間。這都奠定了創科作為持續發展引擎的堅實基礎。萬壑爭流，千帆競發，創新科技中心的建設，將成為港人追逐夢想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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