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過去幾個星期，安徽合肥連續有兩大科創企業在上交所科創板上市——長鑫科技和國儀量子，均深受市場歡迎，由此引發筆者對「合肥模式」的關注。
安徽合肥從一個中部普通省會城市一躍成為全國科創產業的標杆城市，核心驅動力來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簡稱中科大）的源頭創新賦能、獨有的科創產業集群體系，以及國內成熟的國資投行化的產業培育模式。合肥打造出「芯屏汽合、集終生智」八大戰略新興產業，分別是芯片、顯示屏、汽車、合成材料、集成電路、智能終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筆者認為，通俗地可以簡稱為「心平氣和、集中生智」，並非簡單招商引資堆砌，而是依託中科大的基礎科研優勢，實現科研、人才、產業、資本、城市五位一體深度融合，形成了國內獨一無二的科創城市發展範式。八大之外，其實還有量子科技、空天信息等前沿賽道。就以量子產業為例，合肥高新區的雲飛路號稱「量子大道」，沿線聚集了80多家量子產業鏈企業。龍頭企業正是剛上市不久的國儀量子，是量子精密測量的火車頭，估計未來會有更多量子計算企業陸續上市。
獨食難肥，合作同肥。合肥這名字真好，就是要合作共贏。個別產業鏈之外，還要跨產業的供應鏈的協同互補。香港特區今後的發展，筆者認為應該抓住一個基本點，就是以特區政府的改革建設引領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這是另一個深刻的話題，筆者如有機會，日後另文詳細討論。
中科大如何帶動「芯屏汽合、集終生智」產業體系？上述十大高端賽道是合肥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底盤。中科大是合肥產業體系的原始創新母體。中科大1958年建校，首任校長郭沫若，最初校址設立在北京玉泉路。上世紀50年代提出「向科學進軍」，國家大力發展「兩彈一星」國防尖端科技，急需大量核物理、高能物理、無線電、力學、自動化等前沿理工科人才。當時國內高校學科偏向傳統基礎理科，缺乏面向國防尖端科技的複合型科研人才體系。為了補齊國家戰略科技短板，依託中國科學院強大的科研力量，中央決定創辦一所全新的研究型大學，服務國家尖端國防科技和基礎科學研究，辦學模式對標國際頂尖科研型高校，實行「理工結合、科教一體」，學生直接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建校初期的目標是快速攻克「兩彈一星」相關核心技術，打實國防科技自主的樁基。
中科大最初在北京辦學。1969年受地緣政治環境影響（中蘇邊境緊張），全國多所高校外遷疏散，中科大成為重點南向疏散的院校，經考察多地後，最終定址合肥，是基於戰略安全考量。地方政府全力接納並保障辦學條件充足、適配科研布局；安徽的水系和地貌多樣，可滿足地球物理和空間物理等野外科研（field studies）需求。合肥土地資源充裕，為後續實驗室建設、校區擴張、大型科學裝置落地預留了巨大空間。
中科大南遷，奠定了校城共生、城校一體的基礎。合肥依託中科大逐步成長為全國科創重鎮，倒過頭來持續反哺中科大的科研發展。如今中科大提供全國頂尖的基礎研究與硬核技術源頭，擁有量子信息、微尺度物質科學、同步輻射、核聚變等一批國家級大型科學裝置，是國內少數能支撐底層硬核科技突破的高校。除了長鑫科技和國儀量子外，還有京東方新型顯示、蔚來新能源配套等先進核心企業，涉及的關鍵材料、底層算法和工藝突破大多源自中科大實驗室的成果轉化。合肥的產業不是「拿來主義」，是「從實驗室生長出來的」，具備自主可控、不可複製的技術壁壘。
中科大提供高濃度科創人才與校友生態，效果鮮明突出。建校57年來，中科大現在已是國內頂尖科研人才高地，大量碩士博士畢業生留在合肥發展，為芯片、AI、生物醫藥、先進製造等領域持續輸送工程師與科研骨幹。中科大的全球校友體系構建了「科大硅谷科創飛地」（飛地是到處都有的意思），源源不斷帶回項目、技術、資金與團隊，使合肥形成自生長、自迭代的科創生態，擺脫了多數城市「引得來、留不住、長不大」的產業困境。大言不繁，大道至簡。筆者認為，中科大的成功經驗，絕對值得香港高等院校和香港特區政府對照參考。
中科大深度參與城市產業的頂層設計。不同於一般高校的產學研合作，中科大的專家團隊長期為政府提供技術研判、賽道篩選、風險評估，幫助合肥精準押注面板、存儲芯片、新能源汽車等高風險、長周期、高回報賽道，避開錯誤產業路線，實現政府決策與前沿科技高度同頻共舞。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同樣值得香港特區政府鄭重對照參考。
「合肥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原因在哪裏？「合肥模式」被公認為中國政府產業投資的最高範式，其成功並非運氣，而是多重優勢疊加的系統性結果。首先是校城共生、長期主義的城市根基（town and gown）。合肥自接納中科大落戶以來，數十年持續投入、尊重科研、深耕基礎創新，不追求短期政績，形成國內罕見的科創城市底蘊。絕大多數城市只有產業、沒有科研；只有應用、沒有源頭。合肥是從根本上擁有創新能力。香港的高等院校長期以來只有科研，缺乏產業；只有源頭，缺乏應用。真實出路在何方？筆者過去多年來已多次講過。
國資的投行化運作也是「合肥模式」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它充當硬科技的耐心資本。傳統民營資本偏好短平快利潤，不敢投入重資產、長周期的芯片、面板產業。「合肥模式」的最大突破是讓國有資本做市場不敢做的長期投資。政府以專業投行思維，逆周期重倉「押注」京東方、長鑫科技、蔚來汽車、國儀量子等重大項目，通過國資托底風險、社會資本跟進、產業集群落地，最終實現千億級產業成型。多少年來，不少人簡單地以一句所謂「國進民退」來否定全國各地類似合肥政府的做法，習非成是，人云亦云，筆者感到十分遺憾。
鏈式招商、集群發展的產業思維更是一絕。合肥從不單一地向個別企業招手，而是「招龍頭、補鏈條、成集群」。引進京東方之後，隨即補齊顯示屏、芯片、光學材料、終端製造；引進長鑫科技後，同步落地封測、設備、材料配套；引進蔚來汽車後，完善電池、電控、智能駕駛上中下游，構建閉環產業生態，大幅降低企業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說來輕易，落實困難，合肥經驗是這方面的典型。
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高度平衡更是關鍵。小政府大市場不是不對，但缺乏辯證唯物觀念，因為不可以把政府和市場對立起來看問題。合肥政府只做戰略投資、平台搭建、風險兜底、配套服務，絕不干預企業經營，形成「資本賦能、市場主導、專業決策、容錯創新」的良性機制，既避免完全市場化的短視逐利，也避免行政干預的低效僵化。合肥被冠以「最牛的風險投資城市」名號，只做不說，多做少說；現在看來，實至名歸。
從中國經濟學的角度看，自從大約2020年起（新冠疫情肆虐期間），國家逐步從土地財政轉向股權財政，為中國經濟未來科創謀求出路。過去26年來，中國城市發展曾經長期高度依賴土地財政，依靠賣地和房地產的擴張，快速完成城市化與基建積累。目前土地出讓收入持續下滑、地方債務壓力增大、房價進入存量時代走低，土地財政模式已經碰到透明天花板，無法繼續支撐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與科創轉型升級的新時代要求。在這宏觀背景下，股權財政成為中國城市轉型迭代和科創經濟發展的核心出路。
股權財政的本質是政府財政從「一次性賣地收入」轉向長期產業股權增值收益。財政資金不再單純用於基建支出，而是以市場化股權投資的方式，投放到高新科技、高端製造和新興產業，通過企業成長、上市增值、股權分紅，獲得持續財政回報，再反哺城市建設與科創投入，形成正向循環。
相比土地財政，股權財政具備三大時代優勢。首先是徹底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適配新質生產力，強調能源、資源和動能（三種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土地財政助推房地產泡沫、擠壓實體利潤；股權財政倒逼政府重視產業培育、技術創新、企業成長，從「靠地皮賺錢」轉向「靠科技賺錢」，契合國家科創強國、強軍建設、民族復興的發展戰略。
其次是收益可持續、可迭代。土地財政是一次性消耗資源，股權財政可分享企業十年、二十年的成長紅利，形成稅收、就業、產業、股權增值多重收益，是持續型甚至是永續型財政模式。
此外是彌補硬科技投資市場失靈。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投入大、周期長、失敗率高，民企和社會資本不敢投，但國家級股權資本可以提供耐心資本（同時要風險可控），支撐國家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
當然，合肥模式並非萬能，不可能是萬無一失，有其客觀局限。股權財政不是萬能模板，是優選方向之一，不可能是全國的通用模式。合肥模式可供參考，香港不應機械地照搬照抄。因為這模式高度依賴頂尖高校、科研體系、成熟產業、專業國資團隊和嚴格風險管控的互動協作。內地缺乏科創基礎的城市如果盲目複製，只會造成國資虧損與債務風險。因此筆者估計，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格局將呈現分化，科創強勢的城市走股權財政之路，普通城市只能夠依託實體經濟的稅收兜底。
總而言之，合肥的成功是中科大源頭創新、校城融合、國資投行化和鏈式產業生態共同造就的時代範本。從土地財政走向股權財政是中國經濟從「土地驅動城鎮化」邁向「科技驅動現代化」的必然轉型，應該是未來中國科創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出路，將可以長期引領中國城市經濟的迭代升級。
筆者留意到振興國際智庫理事長李志起的分析認為，合肥模式核心是「國資引領，以投帶引，全鏈培育，長期主義」。長期戰略價值確立之後，財政回報是其結果而非目標。換句話說，把馬放在前面拉車，而不是把馬放在後面推車。政府引領戰略、國資深度賦能，關鍵是政府需要有正確的決策和定位，做到補位市場，讓市場接力政府。取得回報，並不是簡單地安排成熟企業上市套現。在投資環節，地方國資應該與國家基金、省級國資、以至民企和社會資本，和二級市場聯動（不應只聚焦一次性的IPO），在新興企業的不同生命周期（上市前和上市後）有序地進入退出，形成三層級三階段資本協同的接力機制。
合肥模式和深圳模式、溫州模式、義烏模式不同，提供了嶄新的創新轉型視角。筆者堅信，中國的成功在於長期規劃、鍥而不捨；是國家治理的制度價值。地方政府的角色要從傳統的「招商引資者」轉向「產業培育者」，需要有敏銳的戰略判斷力和豐盛的實際執行力，絕對值得香港特區政府詳考細慮。必須承認，合肥模式過去亦有過投資失敗的案例，筆者無意單純唱好。從中國式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成功之處是有容錯糾錯和長期考核的安排。合肥經驗有待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家聚焦案例，提煉分析，百尺竿頭，精益求精。中國要有自己的中國經濟學，高校課堂上不可以只講西方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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