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沛賢
近日，香港有外傭僱主團體公開要求凍結外傭最低工資，甚至倡議明年下調百分之五至十，以紓緩中產及基層家庭的經濟壓力。與此同時，外傭團體則提出大幅加薪逾三成的要求，雙方差異懸殊，令社會爭議升溫。在經濟復甦不均、基層市民生活負擔沉重的當下，政府如何在保障外傭權益與顧及僱主承受能力之間取得平衡，既是一道難解的經濟課題，更是對治理智慧的考驗。
僱主團體的凍薪乃至減薪要求，並非全無道理。香港經濟雖有復甦跡象，但許多行業仍未回到疫情前水平，不少基層及中產家庭的收入增長乏力。對許多需要外傭照顧長幼的雙職家庭而言，外傭已成為許多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柱，外傭開支成為一筆沉重負擔。有僱主團體反映，疫情以來不少僱主收入大減，卻仍要承擔外傭薪酬的剛性支出。僱主團體以大規模調查數據要求凍薪，反映中產家庭的真實壓力，認為過去加幅已高於通脹，若再上調，可能導致部分家庭放棄聘用外傭，反而影響婦女就業及照顧長者、幼兒的安排。
外傭薪酬爭議之所以持續，原因在於現行制度的權責結構出現漏洞。按現行規定，外傭無論任職時間長短，只要辭職，僱主便需承擔遣返機票費用，先前支付過萬港元的中介費亦無法追討。這種「零成本辭職」的制度安排，變相令部分外傭「博炒」轉工，以換取更高薪酬，僱主卻投訴無門。許多僱主並非不願加薪，而是要求在加薪的同時，期望制度上能給予僱主對等的保障，例如設立試用期機制，若外傭在試用期內惡意辭職，應由其承擔部分中介費用及機票開支，為惡意辭職添上成本。
面對這場爭議，政府不能簡單地以「凍薪」或「加薪」的二元選擇來回應，而應從制度層面進行系統性改革。首先，在最低工資的釐定機制上，筆者建議應建立更透明、更具公信力的檢討框架。政府每年檢討外傭最低工資時，會考慮通脹、失業率、經濟增長等指標。政府應在檢討過程中更充分地吸納僱主意見，並公開相關數據和理據，以增強政策的說服力。
其次，筆者建議政府應正視外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管。有僱主團體指出，部分中介為賺取佣金，刻意製造外傭供不應求的假象，甚至教唆外傭虛報薪酬期望以推高市場價格。筆者認為勞工處應加強巡查和執法，對違規中介施以更嚴厲的處分。
第三，填補制度漏洞，平衡權責關係。政府可研究設立外傭僱用試用期制度，明確試用期內雙方權責；政府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時，必須兼顧僱主負擔能力、外傭權益及整體經濟狀況。政府可研究引入表現掛鈎機制及工作紀錄庫，有助淘汰不良行為並獎勵提供優質服務的外傭，減少「博炒」或非法兼職問題。
總括而言，政府應以更宏觀的視野，既要保障外傭獲得合理待遇，也要確保僱主付出的薪酬物有所值；既要維護外傭合法權益，也要堵塞制度漏洞、平衡雙方權責。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化解外傭薪酬爭議，令這項實施數十年的制度得以健康持續發展。
（作者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屯門區議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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