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筱魯
羅奇近日再撰文，字裏行間，不脫其有色眼鏡的底色。「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嘆的是老去的羅奇！舊的香港及其賴以存續的那套舊世界秩序，在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局中被搖撼，開動推土機的正正是羅奇的祖家。
二戰後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其核心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石，尊重主權平等、恪守多邊規則。然而，近年來，作為該秩序主要締造者的美國，正以單邊行動將其拆解得面目全非，赤裸裸地展示了「強權即公理」的霸道邏輯。這不是簡單的門羅主義復辟，而是充滿危險，被學者稱為「新皇家主義」的國際體系。
在這體系中，主導單位不再是彼此主權平等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以絕對領袖為核心的狹小「統治集團」；國際關係不再是基於規則的合作，而是基於交易與資源榨取。美國不再以意識形態或共同價值引領盟友，反而將同盟關係工具化，對盟友課徵關稅、索取「保護費」，甚至覬覦北約成員國的領土。其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直接宣告了美國全球領導責任的終結，轉而聚焦於確保自身在西半球的絕對主導地位。
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是：美國正在對現行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構成嚴重威脅。昔日盟友或離心離德，或被迫尋求戰略自主；全球南方國家則更加堅定地走向聯合自強。舊秩序的規則基礎，正被其創造者極速摧毀。
地緣政治以外，舊秩序的崩解對全球經濟體系的衝擊更為深刻且具毀滅性。首當其衝的是全球供應鏈的斷裂與重組。美國推動的「友岸外包」與「去風險化」，本質上是將經濟效率置於地緣政治安全之下，導致全球產業布局出現前所未有的扭曲。縱使某國某地短期受惠，但整體生產成本攀升，最終必由全球消費者埋單。世界貿易組織預測，若中美全面「脫鈎」，全球長期GDP將萎縮超過5%，相當於整個日本經濟的規模憑空消失。
其次是金融體系的武器化與碎片化。美國將美元及SWIFT系統作為制裁武器的做法，已嚴重侵蝕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信任基礎。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美元佔比已從本世紀初的逾70%下降至不足60%，創下30年新低。黃金、比特幣及非美元貨幣的儲備需求持續上升，標誌着「去美元化」已從理論探討變成切實行動。與此同時，全球支付系統出現「平行體系」跡象，俄羅斯、中國、歐洲等地的替代機制陸續成形，國際金融治理從統一走向分裂。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國際規則的真空與不確定性。當WTO上訴機構因美國刁難而陷入癱瘓，全球貿易爭端失去了可靠的仲裁者。各國轉而訴諸報復性關稅與補貼競賽，保護主義浪潮席捲全球。這種「規則真空」正嚴重削弱全球經濟增長潛力。發展中國家尤其受害，因為它們缺乏在權力博弈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談判籌碼。舊秩序瓦解所釋放的不僅是權力真空，更是全球經濟治理的系統性失靈。
面對這股逆流與經濟動盪，中國的角色清晰而堅定：既是舊秩序中不公與霸權行徑的制衡者，更是新秩序的積極構建者。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戰略可在三方面體現：維穩、替代、引領。
「維穩」體現在中國對全球供應鏈的「壓艙石」作用。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集群、最高效的基礎設施和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正以自身的經濟韌性，為全球經濟提供了一個不確定時代中罕見的確定性錨點。
「替代」則體現在中國積極提供舊秩序失靈後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已吸引全球逾四分之三的國家參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西方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之外的新融資渠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新開發銀行」打破了西方對國際金融機構的壟斷。而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更是在法律服務領域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對抗式訴訟外的「低成本、高效率」爭端解決機制。
「引領」則指向更高層次的秩序建構。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支柱。這三個倡議分別填補了現有秩序在發展鴻溝、安全困境和文明衝突上的不足。在國際經濟層面，中國積極推動「國際貨幣基金」份額改革，要求如實反映新興市場的經濟比重；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生效，構建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區域自貿網絡；並在綠色轉型、數字經濟等新領域積極參與規則制定。
中國正在尊重既有秩序框架的原則上，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更尊重多樣性的新型國際經濟治理模式。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戰略角色必須被重新定義。羅奇念念不忘的「舊香港」，是舊秩序下東西方的「買辦」。那角色，依託的是單極世界下的全球化黃金時代。時移勢易，原來的根基不穩，守陳抱舊只會讓時代的浪潮淹沒。更關鍵的是，舊香港的經濟模式本身已顯現瓶頸：過度依賴金融地產、創新動力不足、與內地經濟融合遲緩。懷舊不僅無法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反而會令香港錯失轉型的歷史機遇。
幸好，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有條件也必須轉型為新格局中的「戰略支點」與「規則試驗場」。在國際經濟領域，香港的角色尤為關鍵。
首先，香港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核心要塞。在中美金融博弈日趨白熱化的今天，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承擔着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投資和儲備的關鍵功能。「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在港的延伸布局，使香港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安全閥」與「前哨站」。當美元被武器化，人民幣國際化不再只是經濟議題，更是國家金融安全的戰略命脈，而香港正是這條命脈上最關鍵的節點。
其次，香港是中國與全球南方經濟合作的信任中樞。香港與東盟、中東、拉美等地區已織造了強韌的商業網絡。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香港能夠運用其國際化的專業服務（法律、會計、風險管理），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保駕護航」，降低因制度差異而衍生的風險和交易成本。若要成為全球新金融貿易體系中的安全港，西方金融機構參與比率減少並不代表消亡，而應視為轉型過渡期中需要開拓與鏈接新興市場的挑戰與機遇。
第三，香港是新經濟規則的「壓力測試場」。在數據跨境流動、綠色金融標準、數字貨幣應用、Web3監管等前沿領域，香港被允許先行先試。這些實驗的成功經驗，可以轉化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全球南方可參考的「中國香港方案」。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更標誌着香港在法律服務領域正從「跟隨西方標準」轉向「參與標準制定」，為全球治理提供多極共融的替代性制度創新。
舊香港的水深，已無法容納準備結集出海的中國商貿航母，也難以為八方來華商輪提供庇護與補給。已進入多極化競爭與合作的世界，需要一個更具戰略縱深、更緊密服務全球經濟對接的新香港。
（作者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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