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每年暑假，當家長打開子女的書單，總不免倒抽一口涼氣。教科書加價早已不是「新聞」，但今年一間中學中一書單全套近7,000元，足以讓家長驚得目瞪口呆。新學年教科書價格平均升3.6%，教育局解釋與通脹大致相符——然而對於月入不足兩萬元、需撫養兩名子女的基層家庭而言，單是開學買書便已佔去近三成月薪。教育本應是激勵社會向上流動的公平階梯，如今卻成了沉重的負擔。
囿於庫房緊絀，2025年財政預算案取消每年2,500元的學生津貼，旨在每年節省約20億元開支。新一份施政報告將至，不少家長祈求特首改變這一決定，恢復津貼。而據政府內部消息，庫房「缺水」暫難恢復。
在庫房緊張的現實下，普惠式津貼全面恢復固然困難，但精準扶貧絕不應因此止步。政府應將有限資源向下沉，聚焦最需要的基層家庭。現行「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入息審查門檻過於嚴苛，不少邊緣基層家庭被排拒在外。其中，政府應考慮對有兩個或以上學童的家庭給予額外比例的津貼。對於基層家庭而言，多一名學童意味着書簿費、校服、課外活動等開支同步倍增，但收入卻不會隨之增加。若政府能按家庭學童數目實行階梯式津貼，方能真正體現「精準扶貧」的應有之義，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展現出當局致力推動的鼓勵生育政策的初衷。
教育局雖規定實體教科書「五年不改版」，讓家長可購買二手書減輕負擔，但書商卻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手段應對。出版社將印刷課本與按年更新的「電子啟動碼（QR Code）」強行捆綁，啟動碼年年更換且不設單獨零售。一旦啟動碼隨一手書被綁定，二手書便頓時失去線上作業或補充學習功能。
據文匯報走訪旺角4間二手書店及兩間連鎖書店所見，所有書店均拒絕單獨出售啟動碼。有書店負責人指出，啟動碼在首次綁定賬戶後即被佔用，且電子書啟動後通常只有一年期限。換言之，家長即使買了二手書，若欠缺一個價值數十元的啟動碼，學生便無法完成作業，被迫全套重買新書。
面對這種變相壟斷，政府不能僅以「學材應獨立定價」的說法輕輕帶過。當局應主動與書商協商，由政府向書商支付一定費用，要求開放啟動碼予購買二手書的家庭，讓他們只需以廉宜價格便能獲取電子學習資源。這既能保障出版社的合理收益，又能切實減輕基層負擔，是兩全其美之道。長遠而言，當局應強制要求出版商在書單上清晰標示實體書與電子啟用碼的分拆售價，禁止捆綁式銷售。
香港教科書雖名義上實行自由市場定價，但年年加價的運作模式實在是匪夷所思。教育局雖規定教科書「五年才須改版」，書商理應在首年投入較多編輯成本後，其後四年只須支付印刷費及作者版權費用。而現今香港教科書大部分都在內地印刷，單本書的印刷成本約20元左右，且因印刷量大價格還有下調空間。既然如此，扣除編輯、版權成本及書商合理盈利空間，一本書何以會賣到120至150元的離譜價格？
教育局將加價歸因於通脹，但教科書加幅連年跑贏通脹已是不爭的事實。有學校中一書單按年升幅達14.7%，遠超一般家庭收入增幅。既然市場已經「任意妄為」，政府就有必要發揮行政主導的積極作用，出手干預，平抑書價。當局應建立更透明的教科書價格審查機制，針對異常漲價或不合常理的加價申請進行嚴格質詢與問責。參考新加坡的做法，當地對教科書價格實施有效監管，全年書簿費僅約1,000至2,000港元——香港與新加坡人均收入相若，何以書簿費卻是對方的三至五倍？
曾有教育界人士向當局建議，由政府自行印製和出版教科書供學校選擇，反正課程指引均由教育局訂出。然而當時官員以「顧及出版社利益」為由拒絕。有議員對此直言不諱：「寫好咗個菜單，點解唔自己炒埋佢呢？」這一建議理應認真考慮。教育局既然已經制定了充分完善的教科書編寫綱要指引，就等於有了精確的「菜單」，政府完全有條件組織力量自行編寫教材。雖然此舉難免產生「與商爭利」的疑慮。但若處置得當——例如政府教材與民間教材並行供學校選擇——完全可以起到平抑調控書價的積極有為的市場作用。事實上，新加坡部分教科書即由政府負責出版，不存在商業競爭，故價格得以控制。因此對於部分需要更為精確指引的如中國歷史、中國語文、公民社會科等相關教材，當局完全可以組織人手，以商業化運作模式，試行半官方式編輯出版教材。
教科書昂貴絕不僅僅是「沒有新書讀」的數千元問題，而是涉及生育意願、人口結構等長遠社會問題。對於一個月入只得兩三萬元的家庭而言，單是新學期的書本開支已佔去相當比例，若該家庭租住劏房、又有多名學童，加上校服等其他開支，經濟壓力可想而知。
香港生育率持續低迷，教育成本高昂是重要原因之一。有調查顯示，養育一個孩子至22歲大學畢業，總開支可能超過600萬港元。教科書作為教育開支中最直接、最剛性的一環，其價格高企無疑進一步削弱了年輕家庭的生育意願。長此以往，將對香港基於人口結構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強大阻力。
當局不應再將教科書視為一般的家庭消費開支，而應將其上升至影響生育意願、直接關係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新加坡全年書簿費僅1,000至2,000港元，香港卻高達5,000至7,000元——這巨大差距折射出的，正是兩地政府對教育公平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差異。
教育公平是社會向上流的重要基石。當一本教科書的價格讓基層家庭望而卻步，當電子啟動碼的捆綁令二手書市場名存實亡，當年年加價成為常態而政府無能為力，以至於買本教科書都感肉赤——外界或會質疑：知識能改變命運嗎？
庫房「無水」不應成為被動藉口。精準扶貧、打破捆綁、干預書價、自行編書——每一項都是政府可以考慮做的工作。畢竟，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公平的起點上專注學業，這不僅是家長的期望，更應是政府的責任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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