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慧說法|祖國富強改寫了「給太嬤的情書」

文/鄭久慧

屢創票房神話的潮汕方言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感動無數觀眾,筆者就是其中的一人。初時僅以為是受劇情觸動,到近日在抖音刷到以筆者家鄉方言福清話誦讀的「南枝的信」,想起筆者「太嬤」大半生也在苦候下南洋的丈夫,不禁淚下。

福清版「給太嬤的情書」

沿海的福清是著名僑鄉,依山傍海,土地貧瘠,數百年以來祖輩們向外謀生,下南洋到東南亞打拚,跟隨改革開放出國潮走出國門,現有海外華僑群體逾160萬人。太嬤其實是筆者的外曾外祖母,因為從小父系長輩缺失,筆者就跟着表兄弟們用同樣稱謂。太嬤名喚玉宋,是書香門第的小姐,從小讀書識字,因為其母早逝,躲開了纏小腳的命運,卻躲不過被繼母欺凌,喪父後繼母就作主把她嫁給了筆者的太公做填房。

筆者從未見過太公,對太公唯一的記憶,就是太嬤家堂屋舊相片中那位戴着黑色墨玉圓眼鏡,穿着亞麻布白西裝的男子,很有威嚴、四平八穩地坐着。這照片是太嬤的珍寶,每天起床必做的三件事,第一就是在腦後盤個圓髻,用髮網束着,太公喜歡溫婉的女子,即使到了八、九十歲,太嬤的頭髮掉了很多,稀稀疏疏,依然每天早上細細梳髻。第二件事就是從院子裏的水井打水洗漱,讓微涼涓涓細流拂過皮膚,如丈夫的關懷。水井是太公特地僱人為太嬤鑿的,為便利,亦為保安考量,更因為太嬤最喜歡盛夏用微涼井水泡腳。即使後來自來水普及,太嬤依然用井水,甚至不讓兒孫裝電動抽水機,擔心抽乾了井底的水脈,只準大家用水桶人力打水。第三件事就是雷打不動擦拭太公遺照的相框,太嬤有時還會喃喃自語跟太公說話。似乎是對恩愛夫妻,實則高壽近百歲的太嬤大半輩子都在家鄉默默守着,不是守候遠涉重洋的太公歸來,而是守住丈夫辛苦攢下的這份家業。

太公死在印尼泗水,不是木生那種遭遇橫禍,他是病死的。因為嚴重糖尿病瞎了眼,爛了腳,再也無法承受長途跋涉,客死在異鄉。但他是成功的生意人,30多歲時曾衣錦還鄉買了不少土地,還在當時市中心的向高街與檜亭巷之間建了南洋風格的大房子,窗戶是那種殖民地木製百葉窗,又續絃娶了年輕廿載的清麗佳人太嬤,太嬤還為他生了個兒子,一時春風得意。

但好景不長,舅公出生後,太公只從印尼泗水回來了一次,為兒子取名「振和」,後來就再沒有回來。到底太公有沒有給太嬤寫「玉宋吾妻」的「僑批」,筆者不得而知,但錢確實寄了不少,太嬤善於打理家業,繼續置地買舖,筆者印象最深刻就是一個叫「三角場」的四進大院子和一排臨街店舖。

振和舅公身型瘦高,是個略帶神經質的黑框眼鏡學者,長年被胃病折磨着。他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就去了廈門教書,只有寒暑假逢年過節才會帶着同為學者的妻子和雙胞胎兒子回來探親。舅公有自己的獨棟小樓,裏面偌大的書房放滿了書,筆者常因為好奇走進去隨手翻看,舅公看到就必會叮囑筆者,做人要多看書,抓緊時間閱讀,書中自有萬千世界,就算有不懂的字,直接跳過就行,用心感受文章的氣息就好。

雖然兒孫都不在身邊,太嬤膝下卻「兒孫滿堂」。太嬤並不是筆者親生的外曾外祖母,因為家境富裕但僅有一子,她收養了廿多個被遺棄的女孩,以善名為街坊樂道,曾經有段時間甚至有早上打開大門會發現尚在襁褓的女嬰。

筆者外婆特別得太嬤疼惜,取名「雲欽」,希望她長成媲美仙子的貴女,因為她的身世特別慘。聽媽媽說,外婆的父親是個秀才,後來搞革命被砍頭了,母親就上吊隨夫而去,只剩下外婆一個。太嬤教外婆寫字,但外婆不喜詩文,不喜算賬,只愛畫畫。外公也是個孤兒,生於富農家庭,十來歲時跟哥哥去福州諗書,忽然接獲噩耗,全家都染上瘟疫死了。兄弟倆只好去從軍,退伍歸來分配到碗廠,經歷軍旅磨煉的外公豐神俊朗,遇見當畫工上釉、心靈手巧的外婆,就結婚了。所以,筆者小時候家裏最不缺就是各式各樣美輪美奐的瓷器碗碟。

養女們與太嬤都很親近,嫁人後也總往娘家帶東西,隔三差五帶着孩子回來串門。媽媽小時候就是太嬤帶大的,每星期日帶着筆者去看太嬤,讓保姆放一天假。媽媽進門第一件事就是幫太嬤打井水,填滿水缸,再幫老人家洗頭髮,整理唐衫。太嬤總會拿出一個精緻的銀邊鑲玉算盤,一邊手指「盲打」示範指法,一邊教筆者口訣,筆者算對了就有各式蜜餞作獎勵。八歲時,筆者被媽媽責罰,一氣之下離家出走,其實就是跑了兩條巷子到太嬤家躲起來。太嬤那天特地不做飯,待筆者餓得肚子咕咕響,就教育筆者要感恩父母賜予衣食。

太公不歸,許多年以後姨婆們仍在為太嬤抱不平,說那「印尼番婆」奪夫,但媽媽告訴筆者,太嬤一直最擔心的是太公的身體,可以用一段抖音上福清話版仿寫「南枝的信」來描述太嬤的心聲:「若倚汝在外兜有伊服侍,天寒有人燵湯洗身,辛苦病痛有藥餅抵口,我心遂安去。」 萬般感情化作牽掛,掛念丈夫在異國瘴沼之地,能有個伴知冷知暖,照拂身體,已然足矣。

振和舅公約十歲時,印尼太太寄來太公親筆信和遺照,就是那張掛了幾十年的相片,告知太公已經去世了,兩人也沒生孩子。太公為免太嬤擔憂,一直隱瞞病情,視力日漸衰退,腳腫發黑難以行走,回鄉路遠,與其結束生意落葉歸根,還不如繼續經營到生命最後一刻,為妻兒多攢些家業。

木生也好,太公也好,那些離鄉打拚的人,總因種種原因,未能歸來。

在中國覓到人生希望的國際友人

筆者以前在深圳上班時,同事們來自五湖四海。有一次大家聚餐完,在電梯大堂遇見一個金髮外國女生,肩膀垂着,坐在大堂的角落,旁邊放着一個大背囊。團隊裏的加拿大小夥子Robert立刻上前問她有什麼需要幫忙,得知她來自塞爾維亞,花光了錢,流落街頭。當時正值寒冬,剛好我們知道附近有個比較便宜的民宿,就帶她去,幫她墊付。一進門她指着門口的沙發說,最便宜的就行,我只需要一張沙發。老闆娘於是以每天20元價錢,讓她睡沙發。

有感民宿人來人往,品流複雜,而且語言不通,於是筆者經常去看她,邀她外出用膳。她叫Aleksandra,來自塞爾維亞首都附近的小鎮,她的父親前一年去世了,家裏失去經濟支柱,生活艱苦。妹妹和她一樣,亦大學畢業但找不到工作,當地很多年輕人終日無所事事,想盡辦法出國打工,要麼去歐美,要麼來中國,她受當鐵道員的父親影響,不喜歡西方文化,也不相信西方那一套,覺得中國才是真正有希望的地方,於是當了「先頭部隊」,由男友籌措機票錢來中國探路,如果能安頓下來,男友和妹妹也打算來華。

Aleksandra有種斯拉夫人的「挺拔」,不但個子高,而且個性堅韌,做事一板一眼。有次陪她去深圳北站買高鐵票到廣州面試外教工作,才發現她會把我們幫她墊付的數額一筆筆記錄下來。熟絡後,我們經常邀請她來我們宿舍吃飯,在保潔阿姨休假的周末,Aleksandra會主動做塞爾維亞的鹹味粟米麵包(Proja)給我們品嘗。由於她帶有口音,未獲廣深學校聘用,但她誠懇的求職態度獲得某粵西語言學校的賞識,離開深圳前,她在車站緊緊抱了一下我,眼睛紅紅的。

三個月後,她來深圳探望我們,除了歸還墊支的費用,還特地跑去福田區貴價超市,買了一大塊Mozzarella芝士做了升級版的Proja,稱為Projara,每口麵包都會吃到一小塊濃香芝士。她說,以前過節才會做這種Projara。她拜託我幫忙在香港透過Western Union匯款給塞爾維亞的家人,這算是新時代的「僑批」吧,雖然只是區區500美元,卻代表她在中國尋覓到的希望!

後來得知她一直積極學習中文,除了應付教學和日常生活所需,更因為她真的喜歡上中國,覺得在這裏努力就會有機會,她男友也來了中國任外教,跟她團聚。當時像她一樣來華謀求發展的人真不少,筆者同事Robert在深圳找到了人生摯愛,一位來自增城、帶着4歲女兒的單親媽媽,他們都覺得對方是生命中的奇跡,婚後一直在南山區快樂生活。

祖國富強改變國人命運 免卻「離散之痛」

祖國富強,改變了全球化人群遷徙的趨勢。過去中國人離鄉背井,下南洋謀生,現在變成了世界各地的人來中國壯遊,尋覓更美好的生活。如果太嬤生在現代,她的命運就會截然不同,太公就不用再去泗水,也不會因為失明病痛而不回鄉,太嬤漫長90多年的人生裏面,就不會大多數時間都在孤燈伴隻影。

筆者在港大學習時,適逢澳洲裔學者Bill Ashcroft來港訪學三年,他是離散(diaspora)文學的權威專家,探索移民及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問題。他與其他學者合著的里程碑式著作《逆寫帝國》(The Empire Writes Back),系統性定義了後殖民文學理論,特別是關於第三世界的文學作品如何重構政治話語,反抗殖民主義。筆者在他的課堂找到深刻共鳴,深感作為中西文化薈萃的香港,最適合內聯外通,做好跨文化的「超級聯繫人」,為國人紓解「離散之痛」。

《給阿嬤的情書》的空前成功不是僥倖,電影代表了世界華人社群被長期壓抑的渴望,渴望過往家族所承受的「離散之痛」被人看見,被人讀懂,而且是原汁原味地用鄉音鄉語被世人聽到!電影堅持以潮汕話拍攝,聯繫起國內、泰國乃至世界的潮汕人;抖音博主以福清話改寫「南枝的信」,聯繫起福清、印尼及全球各地的福清人,這一份跨越了國家邊界的情感流動,最能團結人心,觸及海內外華人。

Aleksandra曾告訴我,想將中國當成「第二故鄉」,正用努力用塞爾維亞注音學習中文。展望未來,中國仍是全球化的重要促進者,來華國際友人的新舊語言撞擊,擦出最美的思想火花,而香港就是最適合進行文化研究、透過演繹「離散」而重塑歸屬感的舞台,不僅提醒我們先輩曾經歷的苦難與奮鬥,換來了後代如今的幸福與安穩,正如王菲在電影《我和我的父輩》主題曲《如願》的深刻歌詞「你的苦,我的甜」;香港更能行多一步,讓大家一起抒寫來華留學生與外國友人對新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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