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D｜改革醫委會　提升公信力

文/黎岩

拖了足足16年才展開研訊的「雙非嬰腦癱案」，將香港醫療投訴機制的深層積弊赤裸裸地暴露於公眾眼前。對承受無盡煎熬的家庭而言，漫長的程式不僅是二次傷害，更是對相關制度公信力的靈魂拷問。正是這一案件的慘痛教訓，最終觸發了特區政府對醫務委員會的全面改革及《醫生註冊條例》的修訂。特區政府昨日正式將《202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刊憲，預計於7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是次改革不僅是對單一事件的回應，更是對香港醫療規管體系深層結構性問題的一次系統性修復，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展現了特區政府的履職擔當、有為施政。

醫委會長期以來被外界質疑為「醫生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封閉體系。現行制度下，32名委員中醫生佔24席，業外委員僅8人，醫生幾乎壟斷左右全局。這種結構性失衡，使得「同行審查」在現實運作中難以避免地陷入「醫醫相護」的質疑。公眾最深層的不滿，在於患者家屬往往面對專業資訊不對稱、投訴無門的困境，甚至連獲知調查進度都舉步維艱。

是次改革的核心突破，在於從根本上重構了醫委會的權力格局。委員總數由32人增至35人，醫生委員維持24人但來源更為多元——包括加入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學醫學院代表；業外委員比例由約25%上調至約31%，即增至11至12人。新增的業外委員涵蓋護士、物理治療師等醫生以外的醫療專業人士。更重要的是，所有經提名及選舉產生的醫委會成員，未來均須由行政長官正式委任，這在制度上體現了行政主導原則，降低了「小圈子」色彩。

這一改革絕非對醫學專業權威的否定，而是在專業自主與公眾問責之間尋求新的平衡。很明顯，業外委員「不帶行業利益包袱，更能從市民大眾、患者福祉的出發點審視個案」。當制衡機制得到強化，行業壟斷的格局便會被撬動。

從某種意義上講，個案積壓、程式拖延、敷衍塞責是醫委會的痼疾。醫委會過往在處理調查和研訊兩階段工作時分工不清晰，容易滋生程式拖遝、行政繁複、權責交疊等弊端。以「雙非嬰腦癱案」為例，16年的蹉跎不僅消磨了受害家庭的心志，更因時隔久遠，證據保存與證人記憶大幅衰減，研訊的公正性與準確性大打折扣，從而令真相更加樸素迷離。

改革在申訴處理機制上作出了顛覆性的重構。政府擬設立「醫務調查組」和「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投訴調查和研訊，取代現有的「初步偵訊委員會」及「研訊小組」。調查組獲授權傳召證人、要求提交資料，拒絕配合者可處罰款；若證據足夠，將移交審裁團展開研訊。兩個機構各設5人，成員不可重複，各自須過半數為獨立審裁員、過半數為醫生，且各自最多兩名醫委會成員。醫務審裁團主席不可由醫委會主席擔任。

最為關鍵的是，改革訂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處理投訴時間指標，投訴篩查時間可由平均12個月減至6個月；由確立申訴到完成研訊，可由平均42個月減至29個月，整體減少約三成時間。若超出時限，須向投訴人及被投訴人解釋。這意味着拖延不再是可以被容忍的「常態」，而是必須被問責的制度性失職。

過往醫委會的紀律處分機制同樣備受詬病。醫生被裁定專業失德而停牌經常獲得緩刑，外界普遍認為處分過輕。這種「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做法，不僅無法起到震懾作用，更嚴重損害了患者對醫療規管體系的信心。改革引入了清晰的四級罰則體系。第一級為永久除牌，針對最嚴重的專業失當行為；第二級為「有時限除牌」，期滿後須經醫委會批准方可申請復牌；第三級為「有限時停牌」，時限過後可自動復牌；第四級為「有條件執業」，可要求醫生在指定時限內額外進修，若未符條件可被勒令停牌。與此同時，改革取消了緩刑安排。

更為嚴厲的是，政府擬制定「嚴重罪行名單」，包括國家安全罪行、強姦、謀殺等，一旦醫生被定罪，無須經醫委會研訊程式，即時永久除牌。這一安排體現了「責任到人」的監管邏輯——嚴重罪行絕不姑息，程式正義不能以犧牲實質正義為代價。這一舉措其實是在宣示，維護國家安全部分彼此部不分行業，任何人都必須恪守國安法例。

香港醫療水準位居世界前列，這項成就依賴無數仁心仁術的醫護人員的集體努力。然而，一個被公眾質疑「醫醫相護」、投訴案件動輒拖延十數年的醫療規管體系，無疑與香港打造「國際權威醫療救治樞紐」及「國際醫學合作交流樞紐」的戰略目標背道而馳。

國際醫療樞紐的建設，不僅取決於臨床技術的領先，更依賴於制度環境的公信力。一個能夠高效、公正、透明地處理醫療投訴的規管體系，是吸引國際患者來港就醫、國際醫學人才來港交流合作的基礎性制度保障。改革致力提升醫委會履行職責的效率，正是為了重建這份信任。

在吸引國際醫療人才方面，改革同樣具有深遠意義。政府擬放寬醫生特別註冊途徑，不再區分香港永久居民及非香港永久居民，期望擴闊人才庫。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具公信力的醫療規管體系，是吸引全球頂尖醫學人才來港執業的重要軟環境。當醫生知道自己的專業行為將受到公正、透明、高效的監管，而非陷入一個「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封閉體系時，他們對來港執業的信心也會隨之提升。

香港醫委會的改革，是一場遲來但必要的制度變革。它以「雙非嬰腦癱案」16年的慘痛代價為教訓，從增加業外監督、重構申訴機制、設立分級罰則等多個維度，系統性地回應了公眾對「醫醫相護」和行業壟斷的質疑。改革不僅致力於加快投訴處理速度、切實保障患者權益，更着眼於重建醫療規管體系的公信力，為香港打造國際醫療樞紐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毋庸諱言，醫委會改革的真正考驗在於執行——制度設計再完善，若無堅定的執行決心和持續的社會監督，仍可能淪為一紙空文。惟有以開放胸襟應變求變，讓醫療體系在專業自主與公眾問責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平衡點，香港特區乃至社會各界才能正從這場改革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