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新聞報道】目前，全球都在討論兒童及青少年應否被禁止使用社交媒體。今（10日）早，香港立法會在前廳交流會也討論了這個議題。而在探討此問題前，首先必須釐清一個基本概念，何謂「兒童」與「青少年」？
在香港，不同法例對相關年齡有不同界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213章）將未滿18歲人士視為兒童或少年，而《少年犯條例》（第226章）則以未滿16歲為界。由此可見，不同界定服務於各自的政策目的，而非提供統一的社會規範。若將此問題延伸至社交媒體監管，目前並無一致答案。
放眼國際，各地更是「各處鄉村各處例」。澳洲、馬來西亞、巴西、印尼及印度卡納塔克邦均以16歲為分界；法國、丹麥、波蘭、土耳其及希臘則採15歲；意大利、奧地利及美國佛羅里達州則以14歲為門檻。
亦有國家採取較具彈性的監管模式。例如，美國限制平台在未經父母同意下，收集13歲以下兒童的個人資料；德國及葡萄牙則規定，13至16歲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方可使用相關服務。
相比之下，香港特區目前實際上採取的是「低干預模式」，主要依賴用家自律性及一般法規，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英國近期提出另一方向，嘗試以技術手段介入，要求蘋果及Google等大型科技公司，在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中內建技術，以偵測並阻止涉及兒童的裸體影像。
英國政府更表明，若企業未能在9月中前採取措施，將透過立法強制執行。這種做法的特點，在於將責任由用戶行為轉移至平台及設備供應商，標誌着監管重心從「使用者」轉向「基礎設施」。
某程度上，這反映出當局嘗試以技術手段介入日常數碼生活的監管趨勢。關注私隱團體Big Brother Watch批評，此類技術形同變相推行「網絡實名制」及全面監控，不僅侵犯成人私隱，亦可能削弱通訊加密的安全性。
換言之，香港現行制度在「資料保護」層面尚有基礎，但在「使用行為」與「平台責任」方面幾乎處於真空。在當前社會環境中，任何擴大數碼監管範圍的措施，都難以純粹被視為「兒童保護」，而可能被解讀為對資訊流通與私隱空間的進一步介入。這種觀感，將直接影響政策的社會接受程度。
英國此舉亦引來特朗普的不滿。美國政府批評英國，有關措施對企業施加「不成比例的合規負擔」。美國駐英大使館更指出，開放的互聯網對維護言論自由至關重要。
如果從人權角度看，問題更為複雜。
當年，澳洲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前，澳洲人權委員會曾指出，限制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可被視為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17條及第19條，即保護兒童免受有害資訊及暴力侵害。然而，相關措施同時可能干預其他基本權利，包括言論自由與資訊獲取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以及文化、休閒與遊戲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
在英國，本地人權框架亦構成重要制衡。《人權法1998》第4條賦予法院權力，就與《歐洲人權公約》不相容的立法作出「不相容聲明」，即使不能推翻立法，但也對政府構成壓力。歷來，英國政府亦曾因此作出讓步，例如2001年透過《精神健康法（補救）令》修訂相關制度。不過，有關法律主要適用於英格蘭及威爾斯，並不涵蓋整個英國。
歐洲國家亦可能最終面對歐洲人權法院的審視，這將是另一層次的法律挑戰。
香港同樣面對與其他法域相似的情況。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而兒童亦非完全被動的保護對象。若採取過於嚴格的限制措施，可能構成不成比例的權利干預，尤其是在缺乏清晰風險證據與政策必要性的情況下。
此外，香港的教育及家庭結構亦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學校及家長在學生使用電子設備方面已有一定參與，例如校規限制、家長監控應用程式等。相比立法禁制，這種「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或更貼近香港一貫的治理風格。
以上是片面的綜合。然而，香港仍缺乏一個清晰的政策定位，究竟應走向預防性監管，抑或由市場主導，還是維持現行的低干預模式，並作有限修補？
（點新聞記者鄧文瀚報道；視頻攝製：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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