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言
黃店「一拳書館」去年6月在店內舉行棟篤笑表演，期間有政府人員「放蛇」調查，並指出書店並未領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而提出檢控；雖然書店負責人龐一鳴於法院否認相關控罪，但法庭最終裁定龐一鳴及相關公司罪成，須罰款6000元。事實上，不論立場，亦不論書店負責人身份，只要違犯法律，就要負上法律責任，即使是黃店或所謂「黃人」，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在案件審理時，辯方大律師劉偉聰，強指案件關鍵在於「案發時有沒有進行舞台表演」，指出控罪詳情包括「舞台表演」，但書店內並沒有設立比水平視線高的舞台，認為「舞台」兩字被寫入法律必有意思。不過，法庭並沒有狹義地接受辯方的說法。
主審法官清晰地指出，《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的核心目標乃是規管舉辦活動的場所，使出席者得到安全保障；若然過於狹義地解讀相關條例，會與條例目標背道而馳。故此，法庭並不認同修例附表所寫的「舞台表演」，必須是有舞台的表演。若再參考終審法院案例，法官認為只要同樣能吸引公眾人士出席，有沒有舞台不會帶來性質上的改變，因此不能接納辯方的說法。
關於這案件，筆者認為至少涉及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是法例，第二是安全。關於法例，「舞台表演」的定義，不應只是按字面解釋表演時有沒有「舞台」，而是不論音樂表演、戲劇表演以至「棟篤笑」表演等，實則內容是否構成表演或儼如「舞台表演」，立法目標理應是指一群人聚集在同一場所，觀看某些表演者的表演。如果因為沒有實體的「舞台」就不構成「舞台表演」，相信就會有很多人能夠規避法例規管。
由此引伸出來的就是重要的安全問題，相關法例的訂立，既是規管秩序，也是規管安全，如果有關活動在狹窄的地方，同時容納多人在場表演而沒有足夠的逃生通道或疏散通道，一旦發生意外，後果不堪設想。辯方在抗辯時指這類棟篤笑不屬於戲劇，「因為戲劇要包括人物、事件和衝突三元素，棟篤笑沒包括全部」，筆者認為，扭曲定義或者模糊視線的做法，改變不了事件的本質，也不可能因此而規避法例在安全上的考量。
事實上，若社會再審視「一拳書館」的過去，更可以用劣跡斑斑來形容，曾在「書館」的讀書會提供清酒及舉辦西班牙語班，留下無牌賣酒及無牌辦學的定罪紀錄；舉辦反政府電影放映會、邀請反政府人士舉行新書分享會及簽名會，更滲入學校舉辦所謂「讀書會」，實質於學校宣揚抗爭訊息。早前，更疑售賣《黎智英傳》而令負責人等被捕。論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論情理，哪管龐一鳴等人有什麼立場，都必須守法。黃店、「黃人」有時喜歡挑戰法律底線，但如果視法律如無物，唯一結果，就是等待法律制裁，得到應有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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