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久慧
本月20日大公報林鳴謙的文章《「香港故事」：把城市放回大歷史》，令筆者深有共鳴，特別是文中這句「以往有一種敘事，把香港從中國歷史中硬生生剝離，彷彿香港是一座自給自足的孤島，與民族的苦難、國家的振興、人民的遷徙與奮鬥毫無關涉。這在某些年代並非沒有市場——把香港描繪成『與中國無涉的例外』，把城市的成就完全歸因於外來制度或殖民治理，於是香港人被塑造成歷史的旁觀者，而不是歷史的參與者。」
正視香港開埠首數十年歷史論述的缺失
去年是林則徐誕辰240周年，筆者屬於回歸後上中小學的那批學子，說起禁鴉片，歷史課本一般只提及1842年鴉片戰爭後帶來香港割據，此後的香港開埠頭數十年歷史近乎空白，很快就跳至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然後就是得益於貿易禁運，本港從轉口港轉型工業化，七、八十年代經濟騰飛，創造了獅子山下的奇跡。
近幾年來，特別是反修例風波後，社會各界漸漸開始正視這段香港歷史論述的缺失，努力將「港史」帶入「國史」的大敘事中。去年，香港電台製作大型紀錄片《林則徐：虎門銷煙以外》，播出後屢獲國際殊榮。該片由曾長期執掌電視部的前助理廣播處長陳俊樂擔任顧問，足見港台的重視。紀錄片運用AI生成科技，以古今交錯的拍攝手法，追尋林則徐在歷史歲月中留下的腳步，從香港出發，一路輾轉虎門、福建、開封、西安、甘肅、新疆等地，讓廣大香港市民一探林則徐這位集愛國官吏、治水能臣、學者思想家於一身的偉人之人生軌跡，展現其高尚情操和民族精神。而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舉辦的「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全港467間中小學共94643名學生票投林則徐，不僅令這位禁煙英雄成為2025年度「時代精神，變革為民」歷史人物代表，亦顯示莘莘學子對探尋家國歷史的渴求。
這一系列活動引發筆者對香港開埠頭數十年歷史的好奇，特別是在聽了香港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林準祥介紹新書《香港1851：華人宣道者的足跡》之後。林博士收藏了大量近代香港典籍，經過長期的詳加考證，以早期居港英籍人士的親筆畫作，向讀者們展現了開埠初期香港華洋共居社會的真實眾生相，實屬難能可貴。而筆者驚訝地發現，19世紀本港鴉片行之富，堪比銀號，「打劫鴉片行」情況屢有發生。
其後，筆者又拜讀了著名香港學者薛鳳旋教授的新作《由茶葉到鴉片：近代中英關係十問》，書中深入剖析了跌宕起伏的近代中英關係，從茶葉到鴉片的貿易變遷，最終清廷決意禁煙，觸發英國藉故侵華，爆發了鴉片戰爭。
直面港英時代陰暗面 結合港史與國史開創新的教育定位
在薛鳳旋教授的新書發布會上，有位讀者提了一個很有意義的觀點，他建議學術界可以出本中文版的《香港鴉片史》，讓港人更了解港英時代的陰暗面。他提到，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上，有一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他指出，香港在港英殖民時期，有一段不太光彩的販賣鴉片歷史，就像一個人所謂的「前世今生」，若香港的今生是被英國割據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節點，而1840年就是這個節點的起始，那麼今日的香港，應該像個成年人一樣回首自己的童年，回頭反思那段曾禍害內地同胞的歷史歷程，如此一來才能站高看遠，行穩致遠，發揮好一國兩制下的優勢，繁榮穩定。他提到，猶記得康有為未開展仕途、發起「公車上書」前，曾在1879年遊歷香港，驚嘆港英治下的井井有條：「觀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甚仰慕西方文化。此類香港「光明面」的論述一直持續至今（在反修例風波前特別盛行），百多年來都集中在香港吸收了很多西方的先進技術與思想，一直造福國家，建設內地，中國的發展得益於香港的巨大貢獻。這固然是事實，但極少人提及「陰暗面」，特別是開埠首數十年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向內地大量輸入鴉片，只為己利，不顧他人，損人利己。
筆者聽罷，回想在北京仰望人民英雄紀念碑時，看到「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的碑文時，確實曾經產生過疑問，為何中國共產黨將1840年視為人民革命的起點，而非其他與建黨建國相關的年份，亦非1842年這個正式割讓香港島的年份。
筆者回家後，詳閱史料，才恍然了悟。振興中華，必先肅清鴉片。林則徐於1839年虎門銷煙，旨在禁絕鴉片貿易，捍衛國人健康，並遏制白銀外流，卻觸及了英國不法商人的經濟利益，成了鴉片戰爭的導火線。1840年侵略者以槍炮扣響國門，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持續兩年之久，到1842年清廷被迫簽訂《南京條約》，賠款之餘，須開放「五口通商」，最屈辱的是割讓香港島。鴉片對中華民族禍害極深，有「亡國滅種」之害。我國一直堅決禁煙滅毒，解放前的1942年就在邊區成立禁煙督察處，實施懲治鴉片犯罪的禁毒法律，例如《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與《陝甘寧邊區查獲鴉片毒品暫行辦法》。新中國成立後僅在短短三年內就肅清了為禍百年的鴉片毒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1950年2月發布由周總理親自簽署的《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明確規定自即日起全國禁止製造、販運及銷售煙土毒品，禁絕種植罌粟，違者從嚴治罪。
說回香港，長期以來研究香港鴉片貿易的，多集中在英文書籍，例如港大冼玉儀教授所着、近年被翻譯為中文的《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一書，明確指出開埠之初，香港政府長期財政收入不穩定，鴉片專營權收入是必不可少的公共財政來源，雖然當時香港標榜是自由貿易掛帥的免稅港，主要倚靠採石、稱鹽、賭博、經營街市等專營項目來製造稅收，但這些統統都不及鴉片專營所帶來的巨額財政收入，在1845至1885年間，鴉片專營權收入佔整體政府收入比重，從4%一直持續攀升至22%；在1889至1890年的佔比超過23%，接近四分之一。即使1896年後，外銷至西方的數量銳減，鴉片專賣權仍貢獻了六分之一的香港政府收入。自1914年起，港府將鴉片專賣權收回，改為「政府自營」，表面上是回應國際社會對鴉片管制政策的要求，實則將銷售利潤全部歸入庫房，令政府收入大增，1918年鴉片專營收入佔整體政府收入近半！香港雖非鴉片種植地，但有大量本港鴉片作坊，自行加工製造香港煙膏，市場需求殷切，為暢銷各地的珍品。此外，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在2009年發表的「100 Years of Drug Control」文件，追溯全球毒品史，內有15處提到香港開埠頭數十年的鴉片貿易及具體數據，全面還原了大量史實。
相較於香港在歷史教科書「隱惡揚善」，澳門非常坦然面對鴉片貿易史，鴉片貿易在澳門有悠久歷史，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之後，逐漸利用澳門毗鄰廣州的交通便利，將產自印度等地的鴉片偷運到中國內地，成為最早對華販運鴉片的歐洲人。曾在樹仁大學、深圳大學、暨南大學任教的內地著名史學家莫世祥教授，在2018年4月的《澳門研究》期刊，以中文發表了《合謀販毒 ── 近代港澳政府管理兩地鴉片貿易舉措剖析》一文，直面鴉片貿易「合法化」歷史，指出近代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深度介入乃至直接經營鴉片貿易，合謀協調鴉片經營與收益，長期依賴鴉片收入作為殖民政府主要財政來源。文中引述港府文件，指出向內地走私鴉片的本港華商，只需在香港擁有或租有地產物業，就可以申請在船上懸掛英國旗，成為「享受英國旗幟保護」的合法狀態，免受清朝官府的干擾阻撓。此舉美其名「自由貿易」，促進所謂的「貿易發展」，實則鼓勵鴉片販運和走私，只為謀利，不惜殘害國人。
加強香港歷史「陰暗面」教育 才能站高看遠維護國安
不單止香港在開埠頭數十年一直是鴉片走私及貿易中心，新加坡殖民政府的第一桶金亦是靠鴉片貿易而來，佔該國政府稅收比重更高於香港，而且當時新加坡有多達兩成幾人口吸食鴉片，大量新加坡鴉片亦銷往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區。但現代新加坡政府決口不提這段不光彩的歷史，還把販毒判為死刑，現時仍在執行，每年均有若干毒販被處以絞刑，並未因為人權組織的批評而有絲毫改變。據統計，七成新加坡的死刑個案是因為販毒罪行。新加坡政府對外的宣傳，從未提過當年是靠鴉片發達，筆者看李光耀的自傳也沒提，只強調新加坡扼守馬六甲要衝，工商業發達，例如因中東油輪而帶來的煉油廠工業。
由此觀之，英國在香港、新加坡等前殖民地都慣用一種規避不光彩鴉片貿易歷史的敘事手段，隱惡揚善。然而，正因為忽視了這段歷史「陰暗面」，所以香港歷史的論述，或者是中國現代化歷程的論述，一直都集中在香港是東西方貿易的橋樑，是內地獲得西方技術的一個窗口，香港有西方的高文明及高技術，有來自西方、源自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智慧，有所謂「自由民主人權」之類的先進思潮，凡此種種變相提高了香港人的自我定位，令港人自認為香港比內地先進，因有香港帶領着內地，才帶來內地的改革騰飛。
這種聚焦「光明面」的論述，卻令香港在回歸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處於道德高地，港人持續活在頗高的文化優越感之中。然而，文化膨脹帶來兩個「現世報」，其一，港人自認為，既然香港代表了更貼近西方的所謂「高度文明」，沒可能紓尊降貴去接受國民教育，當年的「反國教運動」就是惡果。其二，文化膨脹令港人自大，為蘋果日報之類的反中亂港煽動媒體創造了蠱惑人心的空間，不斷挖糞中國，抹黑內地。
香港就是缺乏反思反省，直到黑暴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國安法如定海神針止暴制亂，讓市民生活恢復平靜，國安案件審理時披露的大量美西方干預香港事務真相；其後的新冠疫情，歐美西方社會無視老弱生命，造成死者如麻，而我國的防控工作做得非常好，尊重生命，大大降低了死亡率，亦同時大大提高了我國的人均壽命。疫情後，久未通關的港人如同重新認識祖國般，被內地的先進發展全方位折服，無論是迅速高效的物流網購、一日千里的AI機械人技術、完善便捷的高鐵基建網絡、收費合理的昌明醫學，才令全體港人徹底從心底改觀，為中國人身份深感驕傲。
正是因為香港歷史論述的缺失，像筆者這代人雖然在回歸後接受中小學教育，或比筆者更早出生、在回歸前接受教育的港人，被「隱惡揚善」歷史課本直接跳過香港開埠首數十年倚重鴉片貿易獲利賺取國人金錢、殘害國人健康、讓民族變得積弱的黑暗史實，懵然不知香港這段「陰暗面」，滋長過度的文化優越感，面對國民教育，面對修例，港人受長期養成的高傲心理影響，亦因為不了解內地實際情況而產生不安全感，更因為不懂得謙卑而為煽惑提供了空間，最終滋生了一連串社會事件。舉一些未必恰當的例子，德國會反思納粹時期的滅猶史，美國也會反思對紅番印第安人的屠殺，但香港因為「無知」而從未反思！
若能將香港歷史教育全面化，務求更接近現實，像澳門那樣直面「陰暗面」，清晰告訴學生與大眾，港英時代的不堪發家史是來源自逾半世紀的鴉片貿易，香港雖然獲利，但這個鴉片貿易剝削了很多內地同胞，換言之在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期的漫長時間，香港並非與內地互惠互利，而是損人利己。
如此一來，將「港史」與「國史」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香港人才能全盤明白自己，才能比較客觀地去看待自己的位置，明白過往曾經對不起內地同胞，進而站高看遠，以謙卑之心理解家國。正如某些西方宗教一樣，經常提醒教徒，人是有「原罪」的，警示教徒須時刻懷有一顆謙卑的心。只有香港歷史教育盡快破除英國在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常用的「隱惡揚善」手段，真實披露本港鴉片貿易的「陰暗面」，才能令港人知所反思，不再過度文化膨脹，更不會再拿着西方那一套當「金科玉律」。
現時，香港某些文過飾非的宣傳依然盛行，這與「舊資本」仍掌握話語權有關。例如將上世紀一代鴉片毒梟美化為「香港之子」，歷史研究亦極少有中文敘事提及早期在香港成功緻富的帕西人原來是靠鴉片起家，更甚少史料梳理販賣鴉片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仍掌握本港大量資源的英資財團，有着盤根錯節的歷史淵源，變相令港人無法看清香港開埠首數十年歷史的陰暗面，以為鴉片的禍害只停留在鴉片戰爭的割地賠款，忽視了數十年鴉片貿易對國家民族的深切傷害。
在此筆者希望教育部門全面修訂中小學課程，正視香港開埠頭數十年鴉片貿易的歷史論述缺失，做到林鳴謙文章所探討的「香港故事：把城市放回國家的大歷史之中」，以官方教育聯繫東方之珠與華夏大地，勿再只顧着強調獅子山下那些經濟騰飛、工業起飛、轉口港貿易的「光明面」，亦須提醒港人那些販賣鴉片、令同胞受害的「陰暗面」，明白「原罪」，知所謙卑，陶冶品德，學習如何從國家民族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共利共贏」，而非只是為自己的「獨利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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