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久慧
今年2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全面回顧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歷程，提醒全體市民應居安慮危，切勿鬆懈。話音剛落，同月，美以突襲伊朗，擊殺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等一眾政要，正式揭開侵略戰爭序幕。中東戰事不單造成國際油價攀升，金融動盪，亦成為軍事戰、訊息戰、情報戰、民心戰的活生生國安教材，喚醒了港人心中對過往廿多年本港連串社會動盪的記憶，呼應了白皮書開首那句「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鬥爭從未停止」。在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致辭時同樣強調，安全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一時的安全不等於永遠的安全，現在的安全不等於今後的安全。筆者不禁想起阿聯酋因親美以，再加上境內設有美軍基地，而成為伊朗炮轟的目標，該國的國際金融中心迪拜在戰火摧殘下，大量資金撤走，富豪樂園淪為頹垣敗瓦，足見維護國安的重要性，「安全港」是經濟繁榮的大前提。
要全面深入實施香港國安法，築牢國安屏障，推進「一國兩制」的實踐行穩致遠，就要着重白皮書所倡議的「重點加強對青少年的國家安全教育」，以真實本港案例，助國安教育落地，令維護國安從「概念化」轉為「實戰化」，全方位塑造未來戰略遠見。
以真實本港案例 助國安教育落地
筆者認為，必須重視來自裁判法院的國安案件判詞，從中發掘真實教育素材，多角度向年輕人灌輸正確國安意識。
其一，在反修例黑暴中，裁判法院堅守司法機構維護法紀的第一線，在未必有上級法院判例及量刑先例的情況下，秉公處理大量案件，確保公平公正公開，充分展現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國安法官的委任進一步完善裁判法院職能，以公開的案件庭審及頒布嚴謹的判詞，令其職能延伸至詮釋與應用香港國安法例的高階範疇，同時接受全民監督，確保裁決公正透明，積極承擔起維護國安的重責。
其二，過往甚少在司法機構網站公開判詞的裁判法院，近年一直在司法機構官網上載國安及反修例案件的判詞，絕大部分為中文判詞，符合基本法第9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的要求，為司法革新儲備動能。中文判詞是司法大勢，符合華人佔大多數的香港社會實際情況，裁判法院的中文判詞不但充分體現了對基本法立法原意的尊重，亦體現以民為本、敦化育民的司法承擔。
其三，律政司為教育市民，設專頁將國安法例及案例上線，當中包括不少來自裁判法院的國安案件判詞，法理應用清楚直接，犯罪量刑邏輯簡明，少了上級法院在法律觀點上複雜的論證思辨，故而市民更容易明白，特區政府可挑選具標誌性案例的中文判詞，在社區及學校詳加宣傳。
其四，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在著作《香港司法的未來》中提到，涉及整個社會日常事務範疇的裁決，包括交通規則、公共衞生、食品安全等，都在裁判法院得到處理，而公正恰當的裁決令全港街道安全、交通有序、餐廳衞生，整個社會結構維持完好無缺。在國安法例實施後，裁判法院職責更為吃重。由此可見，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香港司法體系中處理最多案件的裁判法院都將在維護國安、防微杜漸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以真實案例呼應白皮書所述 才能深入民心
筆者詳閱大量裁判法院的反修例及國安案件判詞，發現主審裁判官無所畏懼秉公斷案，認真慎重地作出邏輯周密、法理兼備的裁斷，判詞用字簡潔，中正持平，極少艱澀難懂的法律字眼。判詞內容完備，在量刑時巨細無遺按照案件的情節作出全盤考慮，包括犯案的處境、犯案的手法、次數、規模、被煽動或被危害的對象、風險、後果等，去釐定犯案者的具體刑責。此外，法庭亦充分顧及懲處罪行須具備預防性的要旨，防止犯案者的不法行徑，引起、激起、煽惑或感染他人產生或認同犯案者的信念，從而以不合法的手段實現不當主張。法庭克盡厥職，充分研判後，以合理合法的刑罰量刑，務求降低破壞社會安寧的風險，亦同時制止具煽動性的行為所宣揚的思想在社會蔓延及滲透。
細看過往市民耳熟能詳的國安教育重點，都在諸如「黎智英案」、「唐英傑案」等大案要案上，隨着香港築牢國安屏障，生活層面可能觸犯國安罪行的教育工作更顯重要，而裁判法院的國安案例貼近生活，可避免市民草率犯案，誤墮法網。透過真實生活化的國安案例，歸納總結經驗，最能有效警惕年輕人，避免重蹈過往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部分年輕人對國家安全的模糊認識，以扭曲的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口號進行煽惑，教唆他們走上違法亂紀歧途的慘痛社會教訓。
筆者發現，裁判法院的判詞，不僅體現了香港司法獨立，更具有「法理情兼備」的特點，既有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嚴格遵循成文法的法理要義，符合正義、衡平及利益衡量的原則；亦顧及合情合理的社會倫理，充分考慮實際國情、社情，而非單純僵化地辦案，教育與勸喻並重，做到依法裁斷、尊重法理、考慮人情，以平衡法律公義與社會期望，體現法理與人情的結合，避免冷漠機械式執法，致力尋求公眾可接受的法律結果。
筆者歸類裁判法院國安判詞的精闢之處如下：
一、展現香港維護國安法例的演變歷程
在2024年，香港法例2024年第6號《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國安條例」）立法後，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條例》第9條及第10條已被「國安條例」第139條廢除，並由「國安條例」第23條至第26條取代，於2024年3月23日起生效。
故此，不難發現這國安法例的演變歷程在案例層面有所體現，例如「國安條例」立法前的「蔡振諾案」、「梁俱銘案」、「陸挺峯案」等涉「輸入煽動刊物」罪行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行的案件，均以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10(1)(a)條提告。而「國安條例」生效後的「區健威案」，則以違反「國安條例」第24(1)(b)條「明知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刊物」罪提告。
二、案件種類廣泛 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裁判法院處理的案件種類與市民生活各方面息息相關，犯罪場景貼近現實。舉例，涉「煽動罪」或發布具煽動性的言論而被控的案例，包括「李樹銘案」、「王俊傑案」、「徐凱駿案」、「陸挺峯案」、「周劍豪案」、「鄒文偉案」等等。
「李樹銘案」被告亦被控「刑事損壞罪」，因其在灣仔區一帶公眾行人天橋的升降機門上，以黑色麥克筆塗鴉煽動字句。「鍾文傑案」同樣涉刑事毀壞，被告在三輛公共巴士的上層座椅背後，以箱頭筆寫上「港獨」煽動字句。
「徐凱駿案」的被告涉違反香港法例文件A405《國歌條例》第7(3)(a)條「意圖侮辱國歌而故意發布經篡改的國歌歌詞」、第7(4)條「意圖侮辱國歌而故意發布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的情況」，及香港法例文件A401《國旗及國徽條例》第7(2)條「意圖侮辱國旗而故意發布侮辱國旗的情況」。
「梁俱銘案」涉「輸入煽動刊物罪」，接收從英國寄往本港的18本可作蠱惑心智未成熟兒童的《羊村》系列煽動刊物，涉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10(1)(d)條。總裁判官蘇惠德在判詞指出，量刑時必須顧及此控罪具前瞻性的防範性質，目的是防止及杜絕煽動性的思想有機會死灰復燃。涉案的繪本主要提及一些社會事件，容易令讀者對該些事件念念不忘，耿耿於懷。
三、犯罪媒介多涉社交媒體 年輕人須警惕衝動犯案
不少國安案例的犯罪媒介涉及社交媒體，因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的生活中非常普遍，年輕人須警惕切勿衝動犯案。例如，「王俊傑案」涉在社交平台Facebook、Instagram及Twitter（現稱X）上，發表共113段具煽動性的言論、照片、影片及圖片。
「徐凱駿案」則為被告涉在LIHKG（俗稱「連登」）、Discord與YouTube平台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內容。「陸挺峯案」同樣涉被告在「連登」發布及持續性展示21個具煽動意圖的帖文，「鄒文偉案」亦涉「連登」網上討論區。而「周劍豪案」被告則在Facebook，Instagram及Threads這三個在本港被廣泛使用的網上社交平台，總共發表多達145則具有煽動性的陳述、照片、圖片及影片。
四、案例警示年輕人莫存僥倖 以為離開香港可逃脫法律制裁
「袁靜婷案」被告在網上發表「港獨」言論，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10(1)(a)條 「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負責審理的總裁判官明察秋毫，指出涉案大部分帖文均是在海外發布，最後1則帖文是被告在日本開始大學一年級課程的1個月後發布，其中一則帖文以日文提及「港獨」，可讓香港境內能閱讀日文的人觀看，故而這些帖文或令無知人士潛移默化地被煽動，有風險以不法手段實踐主張，但被告的帖文所吸引到的讚好或留言數量不算龐大，影響力有限，最終被告被判囚兩個月。值得注意的是，被告在留學日本回港後被捕，足見法網難逃，年輕人切勿存有僥倖心態。
「徐凱駿案」同樣是被告在留學新西蘭時，發帖煽動「港獨」及篡改侮辱國歌歌詞，返港後被捕。被告犯案時年僅16歲，受審時18歲，最終被判入教導所。總裁判官頒下一份法理情兼備的判詞，援引不少案例、教導所合適性報告、臨床心理專家報告、被告個人情況，來研判應判被告入教導所、更生中心或勞教中心，務求作出與案件嚴重性相稱、並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裁決。總裁判官並在判詞附件，着重探討辯方於答辯前提出的三項法律觀點爭議，包括檢控時限、法例的追溯力以及涉境外罪行的司法管轄權，最終裁定此案控罪是持續罪行，沒有因時效而失效，亦沒有衍生追溯力的問題。同時，根據案情，被告人離開香港之前已在香港開設、管有和維持賬戶，用作發布及持續發布煽動性的內容，縱使有部分的內容是在新西蘭發布，然而被告人所發布的內容是以繁體中文字為主，其意圖明顯是針對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涉於境內鼓吹、散播具煽動性的主張，目標對象亦是香港網民，意圖於境內煽動仇恨和叛離的情緒，故此法庭得出被告的犯罪行為屬在境內進行，或「構成犯罪的相當活動」是在境內發生，香港法院有司法管轄權審理本案。
「諸啟邦案」被告於公開場合展示煽動性標語，2023年11月27日首次犯案時，是在香港國際機場的登機閘口被截停及被搜查，隨即被警方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拘捕，足以顯示法網恢恢，莫以為離開香港就能逃脫法律制裁。
五、不姑息再次犯案者 絕非單純僵化執法
「諸啟邦案」被告兩度犯案，2023年11月27日首度犯案後，被控「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控罪一）與「管有煽動刊物」（控罪二）兩罪，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就控罪一被判監3個月，控罪二判監2個月。法庭考量了被告人犯案的手法、規模、時間、對國家安全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其意圖和目的等因素後，並考慮量刑的整體性後，總裁判官法理情兼備，特命令兩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被告共判監3個月，算是小懲大誡。但該被告在2024年6月12日再度干犯類同罪行，案情顯示他上次服刑出獄後不久便密謀再犯案，明顯不知悔改，反映先前判罰的阻嚇力度不足，此外法庭亦比較兩案的罪責，得出被告的犯罪前科屬加刑因素，最終法庭在考慮所有情況、並扣除被告認罪的減刑後，判處被告人監禁14個月。
「區健威案」的被告人同樣涉兩度犯案，首次犯案為2023年4月19日至2023年10月16日期間，在5個網上平台賬戶發布了共280則具煽動性的帖文，被判監6個月。他再次於2024年3月23日至2024年6月19日期間，在4個網上平台賬戶干犯類似罪行。判詞指出加刑理由是，被告刑滿出獄後不久，便又建立了4個賬戶再犯案，主審的總裁判官確認這屬於加刑因素，須加強對被告人的阻嚇力，以儆效尤，故此在考慮了所有情況後，法庭把被告人的刑期上調3個月，令整體的量刑起點為21個月。而被告認罪，可獲三分之一的量刑折扣，刑期下調至14個月，故此被告人最終被判監14個月。
六、清晰分辨煽動內容的嚴重程度 明察秋毫
裁判法院在嚴格遵循成文法的法理框架之下，致力於明察秋毫，避免冷漠的機械式執法，令裁決符合正義、衡平及利益衡量的自然法理原則，做到合情合理，服眾誨民。
在「王俊傑案」的判詞第9節，總裁判官經研判後明確指出：「被告人所發布的內容，不是單純轉載帖文、口號或照片，而是自己製作、撰寫部分的內容，反覆地主張分裂國家，以不文手勢向具象徵國家主權的國旗作出侮辱，踐踏民族的尊嚴。他又多番鼓吹他人持續持有上述主張，更煽動他人組織起來行事，實施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寧的非法手段，甚至鼓吹及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對公共安全構成實際和潛在的威脅。」故此，法庭處以阻嚇性的刑罰來反映案件的嚴重性，防止他人仿效，制止及預防有人會被煽動而把這些極端且違法的主張付諸行動。該被告在2023年初因干犯「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10(1)(a)條，獲認罪扣減三分之一刑期後，被判監8個月。
在「袁靜婷案」，法庭細心分析涉案的13個帖文後，接納辯方所稱的被告帖文內容原創性不高，流於口號的形式，既沒有使用激進的言詞或引發激烈的討論，發布頻率亦不算高，罪責相對同類案件為輕，扣減認罪的刑期折扣後，僅判囚2個月。
七、量刑公平公正 充分考慮被告過往紀錄
裁判法院在審理反修例及國安案件時，全面考慮被告是否有其他犯罪前科，例如判詞清晰指出，「徐凱駿案」與「陸挺峯案」兩案的被告均沒有任何刑事定罪紀錄。
即使「周劍豪案」的被告過往曾有9項刑事定罪紀錄，包括入屋犯法、藏毒、盜竊及傷人等罪行。法庭通情達理，明察秋毫，判詞明確指出被告最後一項定罪紀錄經已是14年前的事，故此總裁判官在量刑時不會把那些日子久遠的紀錄列入考慮之例。
八、充分考慮被告背景 做到法理情兼備
裁判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確保所有面對刑事指控者均享有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法院嚴格按照證據和所有適用法律判案，量刑時亦會審視涉案者所呈交的求情理由，做到法理情兼備。
法庭在判詞中詳細列出辯方求情理由，做到巨細無遺。例如在「王俊傑案」，請求輕判的理由包括被告與現年69歲的母親相依為命，母親經已退休，患有心臟病、糖尿病和高膽固醇等長期疾病。「梁俱銘案」被告自幼患有心臟病，需要定期覆診。他於被捕之後，積極參與一些認識國家安全的教育活動，加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陸挺峯案」被告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天生患有自閉症，求學及成長階段遇上不少挫折，仍努力求學有成。「鄒文偉案」被告的父親早年已拋下患有抑鬱症的母親離開家園，剩下母親獨力照顧子女。母親患抑鬱症，近十年的病況每況愈下，幾乎足不出戶，由被告與胞妹合力照顧。「區健威案」被告自2001年開始失業，已經失業逾廿年，現在依靠父親經濟上的濟助及綜援生活。「徐凱駿案」被告來自單親家庭，由母親獨力撫養。被告人自幼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校園生活並不愉快。
由此觀之，裁判法院的反修例與國安案例貼近普羅港人生活，所頒下的中文判詞簡潔清晰，法理情兼備，容易引發市民共鳴，令國安教育深入民心，可堪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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