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筱魯
編制香港首份五年發展規劃，絕非一項普通的政策研究工作，而是標誌着特區治理模式的一次深刻轉型。從行政長官親自掛帥，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獲任命專責統籌，再到立法會全體議員按專業範疇組建對接小組，這一連串動作顯示出特區政府正以高度的政治決心，試圖打破過往因缺乏長遠整體規劃而衍生的治理碎片化問題。從深化改革的角度觀之，這份五年規劃的編制過程，其意義不下於規劃文本本身，因它正在重塑行政主導體制下的行政立法關係，為「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的有效治理探索出一條新路徑。
行政主導是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核心，這一點在基本法中已有清晰體現。然而在過往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裏，行政主導的效能並未得到充分發揮，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往往陷入一種「相互制衡多於相互配合」的狀態。今次五年規劃的編制，行政長官明確將主導權牢牢握在手中，親自統籌十五個政策局的工作，這不僅是對規劃質量的政治保證，更是以行動對行政主導原則的明確表述。
新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開宗明義，重點工作就是擬定五年計劃，這項人事安排的深意，在於將原本分散於各政策局的規劃職能提升至統籌層級，確保整個政府能夠上下一心、全情投入。行政主導在此時此刻的必要性，在於它能夠補齊香港過往因「積極不干預」思維而長期缺乏的戰略謀劃能力，特別是在土地基建、產業升級、區域協同等結構性難題面前，必須依靠進行跨部門的資源重置和長遠布局，才能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謀劃。
然而行政主導並不意味着立法機關只能被動回應。恰恰相反，今次五年規劃編制最值得關注的制度創新，在於立法會從傳統的事後審議者，轉變為政策構思初期的協同研究者。立法會決定「總動員」全體90名議員，按六大範疇設立專項對接小組，每位議員根據自身專業和興趣加入其中，這實際上將立法會作為「最重要民意匯集地」的功能，提前介入了政策的頂層設計階段。議員們不再只是等待政府提交文件後才反饋意見，而是主動積極走訪業界、收集民情、檢視法規，將專業意見和民間訴求直接注入規劃的構思過程。這種轉變並非削弱立法會的監督職能，而是將監督的關口前移，不坐待規劃出台後才挑出問題，而是在規劃醞釀階段就參與其中，確保最終形成的政策既能體現行政主導的效能，又能吸納立法機關的智慧，更能回應社會各界的關切。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這種「行政主導、立法協同」的互動格局，正是「愛國者治港」原則下治理能力提升的具體體現。「愛國者治港」的核心要義，不僅在於確保治港者忠於國家和香港，更在於治港者必須有能力、有擔當去解決香港面臨的深層次問題。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同為「愛國者」，其關係不應是簡單的監察，而應是在行政主導的前提下形成協作治理力量。五年規劃的編制工作，恰恰為發揮這種協同力量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實踐場景：行政機關負責統籌方向和整合資源，擔起「發動機」的角色；立法會議員則運用其專業知識和社會網絡，扮演「助推器」和「傳感器」的角色，將分散於社會各界的民意轉化為政策能源。二者在規劃編制過程中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共同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描繪藍圖。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五年規劃雖然借鑑了內地經驗，但並非簡單移植，而是必須堅守「一國兩制」特色的戰略政策框架。它以設定清晰願景和目標的方式，為市場提供穩定預期，引導資本流向符合國家戰略和香港未來發展的方向，卻又不會成為指令性計劃而窒息市場活力。這份規劃的價值，在於它既體現了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離部分的戰略定位，又保留了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的靈活性與開放性。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在編制這份規劃的過程中形成的互動模式，也將為日後其他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參考。
回歸以來的治理實踐告訴我們，行政立法關係的順暢與否，直接影響着香港的管治效能。今次以五年規劃編制為契機，行政機關展現出主導的決心與統籌的能力，立法機關則展現出配合的誠意與建設性的姿態，兩者共同邁上了良性互動的新台階。這條路徑若能走得穩、走得遠，香港「由治及興」的道路將會愈發寬闊。
（作者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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