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最低工資調整新機制落實 打破低薪困局

文/吳秋北

立法會就《2026年最低工資條例(修訂附表3)公告》進行察悉動議,有關修訂內容自2026年5月1日起生效,將法定每小時最低工資額由42.1元調高至43.1元,加幅為2.38%。

工聯會及廣大基層勞工,對特區政府採納「一年一檢」新機制表示支持。新機制有其優點,也有其弊處,這裏要加以梳理,而所謂「漣漪效應」的謬論,也應予以駁斥!

新機制的三大核心優勢:科學、公平、可預期。此次修訂的核心在於建立了一套以數據驅動、科學調整的最低工資制度,其優勢體現在:

1.動態調整,精準回應經濟變化:新機制採用「消費物價指數+GDP增速」雙軌模型,並引入「十年GDP趨勢增長率」作為平衡參數,確保工資增長與通脹及經濟實質增長掛鈎。過去「兩年一檢」的滯後性常導致工資追不上物價,而「一年一檢」將有效填補調整空白,保障基層勞工購買力。

2.公式透明,減少人為干預:通過法定方程式計算調整幅度,杜絕了主觀博弈與政治化拉扯。每年2月公布建議報告,5月實施,讓勞資雙方均能清晰預見成本與收入變化,為規劃提供確定性。

3.底線保障,兼顧發展公平:機制設置「零下限」與「1%上限」,既防止經濟衰退期工資負增長,又避免過度調升衝擊企業。此設計平衡了勞工權益與企業承受能力,為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除了制度上的改善外,也要看到其不足:

1.受益人群太少,作用有限:根據最新數據,2026年5月最低工資調升至43.1港元後,預計僅有1.88萬至3.94萬名僱員受惠,僅佔全港僱員總數的0.7%至1.4%。這意味着絕大多數基層僱員並未從政策調整中獲益,尤其是那些工資略高於最低標準但實際生活仍困難的群體。

2.生活成本壓力未解:即使時薪42.1港元(約38.5元人民幣)看似不低,但香港作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該收入仍難覆蓋基本生活開支。以一對夫婦為例,按此標準計算,月收入僅約17,389港元,與四人家庭貧窮線20,800港元仍有差距,更難以負擔高昂的住房、教育等支出。

接下來也要駁斥「漣漪效應」的三大謬誤——反對聲音所渲染的「最低工資上調將引發工資上漲漣漪效應,從而增加僱主負擔,引發物價飆升、就業萎縮」,這本質是忽視香港實際的偽命題,其謬誤在於:

一、誇大成本傳導

最低工資僅佔企業總成本的極小部分。數據顯示,最低工資調整後,額外薪酬開支只佔企業總薪酬開支的0.01%至0.03%(含工資層級連鎖效應);而香港餐飲、零售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資成本佔比不足10%,且多數企業利潤遠超工資增幅。實證表明,過去多次調升後,企業多通過優化管理、提升效率消化成本,而非直接由企業承受或轉嫁消費者。

二、無視就業實證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18年來,基層勞工失業率不升反降。統計處數據顯示,相關行業就業人數持續增長,工資提升更有效抑制了「在職貧窮」。反觀低薪陷阱,才真正導致勞動力流失與惡性循環。

三、忽略結構性支持

特區政府已配套推出「中小企業持續基金」「僱員再培訓補貼」等措施,通過財政資源緩衝調升影響,助力企業轉型升級。政策組合拳下,「漣漪效應」無從談起。

其實新機制的正面意義深遠,它打破低薪困局,激活社會動能。

事實上,此次修訂不僅是數字調整,更是社會價值的一次糾偏。

第一,尊嚴工資,告別貧窮循環。穩定增長的工資有望助力工友擺脫「在職貧窮」,實現體面生活。

第二,激勵投資於人,提升生產力。合理薪酬倒逼企業告別低效競爭,轉向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投入。

第三,消費驅動,經濟良性循環。基層勞工消費傾向高,工資增長可直接轉化為內需動力,刺激本地經濟。有數據顯示,最低工資每增加10%,可帶動GDP增長0.2%至0.3%。

我們應以科學取代臆測,以行動破除迷思。最低工資制度從來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社會文明的底線保障。新機制以科學公式取代政治博弈,以系統配套化解單一風險,是香港工運史上重要里程碑。我們呼籲進一步優化機制,讓現在過低的起點加速有序追回差距,讓基層勞工共享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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