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介嶺
年末歲初，正當人們對新年充滿憧憬之際，12月28日，中東地區著名購物聖地，德黑蘭大巴扎商販發起罷市抗議，並迅速席捲全國各地。伊朗政府試圖通過撤換央行行長、允諾減稅，以及與抗議代表對話等手段平息民怨，但收效甚微。迄今為止，抗議矛頭早已從經濟困境轉向政治訴求，伊斯蘭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首先，始於經濟，動因複雜。其一，直接導火索是伊朗貨幣里亞爾兌美元匯率重挫。儘管官方匯率徘徊在42萬里亞爾兌1美元左右，但12月28日黑市匯率呈自由落體之勢，一度跌至145萬里亞爾的歷史極值，而在2010年兌1美元僅需1萬里亞爾，2015年也只有3.2萬里亞爾，即使去年年初貶至80萬里亞爾，也比現在高出近一倍。
匯率急貶導致進口商品價格飆升，商家利潤蒸發，難以為繼，首當其衝的是嚴重依賴進口的手機店。德黑蘭市中心兩家手機店不堪重壓，率先拉下捲簾門走向街頭，大巴扎黃金、傢具，以及周邊其他商家紛紛跟進，遂呈燎原之勢，且愈演愈烈，示威者與安全部隊之間發生暴力衝突，迄今至少有16人喪生，582人被捕。
其二，貨幣急貶加劇通脹壓力，重創民生。12月份，伊朗通脹率同比上升42.2%，食品價格同比上漲72%，醫療用品上漲50%，而民眾為了一塊麵包疲於奔命，對基本生活必需品漲幅的實際感受遠超這些數字，出現了類似國民黨時期「上午賣頭牛，下午買隻雞」、「十萬金圓券，只夠買升米」的亂相，加之成千上萬病人缺醫少藥，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加入示威遊行行列。
其三，內憂外患，經濟凋敝。伊朗經濟困頓最重要的原因是2018年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後恢復對伊制裁，去年6月以伊「12日戰爭」和9月底聯合國恢復對伊制裁更是雪上加霜，伊朗銀行被排除在SWIFT國際支付系統之外，石油出口銳減，對外貿易衰退，外匯收入暴跌，經濟支柱崩塌。內部管理不善又導致貧富懸殊，伊朗300多個高級教士掌控國家60%的財富，伊斯蘭革命衛隊壟斷57%的產業，還享受免稅特權，發展經濟談何容易。
其四，「苛政猛於虎」。伊朗政府2026年預算草案計劃將稅收總規模提高62%，包括將增值稅從10%上調至12%，並加強對中產階層和私營企業的徵稅。伊朗德黑蘭商會及其副會長法里亞爾·莫斯托菲警告，歧視性的稅收政策導致透明的正式僱員和公司承受重稅，而一些在國民經濟中佔重要份量的大型機構和組織卻實際免稅或納稅不足，壓力被轉移至本就脆弱的私營部門、中小企業和勞動者身上，或引發新一輪企業倒閉和失業率上升，對營商環境與社會經濟造成廣泛影響。
其五，外援不斷。伊朗失業率居高不下，青年和女性失業率更高。約有225萬人日收入低於3美元處於絕對貧困，佔總人口的2.5%。3266萬人日收入低於8.3美元，處於相對貧困，佔總人口的35.4%。去年10月，世界銀行在最新的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由於石油出口和非石油活動萎縮，伊朗經濟2025年將萎縮1.7%，2026年將萎縮2.8%。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伊朗仍向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以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等代理人武裝大撒幣，而沒有將錢用於改善民生，嚴重缺水缺電，民怨沸騰。與1999年學生運動、2009年綠色運動，以及2022年「婦女、生命、自由」運動相比，這次抗議基礎更為廣泛，涉及各個階層，橫跨不同年齡段。
第二，政權穩定面臨嚴峻挑戰。作為伊朗經濟的晴雨表，德黑蘭大巴扎是中東地區最大、最古老的巴扎之一，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時旗幟鮮明地支持霍梅尼，系伊斯蘭政權的傳統基本盤，被視為伊朗社會的保守力量。這次他們恰恰成了遊行示威的急先鋒，與其他群體一起從「我們買不起麵包」之類的民生抱怨開始，逐漸轉向政治訴求，出現了「獨裁者去死」之類的反政府言論，甚至呼喚末代王儲禮薩·巴列維回歸，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不過，若無強大的外力干預，伊斯蘭政權料能渡過難關。這是由多方面因素決定的。其一，伊朗維穩投入大，技術先進，防範嚴密，社會控制能力強。1月3日，哈梅內伊在電視講話中將貨幣危機歸咎於「敵人的伎倆」，並將合法抗議者與騷亂暴徒區別開來，稱一些「受過訓練的敵方僱傭兵」混入人群煽動騷亂，「絕對不可接受」，似在為武力鎮壓做鋪墊。
不能排除，若軍警人手不夠或不願鎮壓，伊斯蘭革命衛隊可能動用旗下由阿富汗什葉派穆斯林組成的「法蒂瑪旅」之類的民兵組織平定局勢。
其二，缺乏集中領導，沒有改朝換代的組織能力。值得伊朗當局慶幸的是，目前抗議尚無「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領袖式人物，民眾呼喚末代王儲回歸更多地是象徵性的。巴列維陣營孤懸海外，缺乏現場組織能力，實際影響有限。關鍵是，海外反對派之間相互猜忌，難以形成統一戰線。還有爆料稱，一些反對派的X賬戶均在伊朗境內運作，且沒有使用特殊手段接入互聯網，或已被伊朗強力部門滲透。
其三，美以公開支持效果適得其反。1月2日，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暴力鎮壓和平示威者，美國會出手相助，「我們槍已上膛，準備就緒」。在伊朗反對派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不能排除美以培養扛大旗領袖人物助推伊朗政權更迭。然而，除非特朗普參照委內瑞拉模式「霸王硬上弓」，否則，被扶持者一旦被貼上「美以傀儡」或「代理人」標籤，成為「外國勢力干預」的鐵證，反將給強硬派鎮壓提供藉口，影響民族主義者和左翼群體對抗議活動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要求內政部對抗議者採取「溫和與負責任」的態度，強調「無法通過強硬手段讓社會信服或平靜下來」，並主動攬責，稱不要將民眾不滿責任歸咎於外部，尤其是美國，明顯與哈梅內伊的表態不協調。美以更有可能會繼續觀察一段時間，看看抗議活動會否蔓延到煉油、港口等關鍵部門；伊朗內部分裂會否加劇；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他軍警系統中低層會否反水等，乘勢而動，以防孜孜以求的伊朗民主轉型更趨複雜。
毋庸諱言，伊朗百孔千瘡，對伊斯蘭政權而言，改革是維持長治久安的唯一出路。至於這次能否度過難關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其能否爭取在不改變權力結構的情況下作出更多讓步，通過改善民生、釋放囚犯、拿腐敗官員開刀等手段平息民怨。如果大開殺戒或局勢持續動盪，以色列沒有理由不說服美國對伊朗重要目標實施定點清除，必要時再動干戈，順勢推倒危牆。這一天，內塔尼亞胡等了很久，機會稍縱即逝，豈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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