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日本對台灣民眾實行文化殖民的手段具有極強的系統性和破壞性，其厲害之處值得分析。筆者和留日學友們對此有深刻體會，本文嘗試分享心得。不明白誰人發明赴日旅遊是「返鄉下」，等於認同自己來自日本、祖宗是日本人。細思極恐。例如賴清德「認日作父」，為何如此？要認真檢討。
首先，日本殖民台灣50年，推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泯滅中國人意識。日本通過強制推行日語教育、禁止使用中文、修改歷史教材等手段，從根本上切斷台灣民眾與中華文化的聯繫。日本強制台灣人改用日本名字、焚燒祖先牌位和族譜，強制消除他們的中國認同。通過控制教育體系，限制思想發展（愚民政策）；日本將台民教育上限設定為中等教育，僅允許台灣學生學習工程和醫學等實用專業，高等教育專為赴台的日本子弟保留。這種教育政策旨在弱化民眾思想，鞏固殖民統治，為日本的資源掠奪和統治穩定服務。日本壓制中華文化，推行日本文化；拆毀台灣的中國寺廟，打壓中國傳統節慶，強制推行日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通過這些手段，日本力圖改變台灣民眾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使其接受日本文化和價值觀。
日本的文化殖民政策在台灣有深刻的歷史印記，遺留下來的問題影響深遠。儘管二戰後台灣回歸中國，但一些「台獨」分子長期受其影響，表現出媚日傾向，認同日本才是他們的祖宗。這種長達50年的文化殖民遺毒，至今仍在影響着台灣的社會和政治生態，不僅在當時給台灣民眾帶來了深重災難，對今天的台灣仍有深遠的扭曲影響。
日本為了鞏固殖民統治、推行文化同化而設計的系統性奴化政策，強制推行以日語同化台民，禁用漢語。殖民初期設立「公學校」，強制日語教育。1937年後，更全面取消漢語課程，禁止公開使用漢語或方言，違者受嚴厲懲罰。日本又在台灣推行「國語家庭」制度（國語即日語），對使用「國語」的家庭給予物資獎勵；賞罰兼施，無所不用其極。日本割裂中華文化根基，強迫台灣民眾改拜日本天照大神，廢除傳統節日習俗（春節禁放鞭炮），強制改用日姓（例如張、林、高改為張本、小林和高市），試圖切斷台灣民眾與中華文化的血脈聯繫。
日本殖民政府奴化教育的特質是差別歧視與資源傾斜。初等教育，日籍兒童入「小學校」（師資優、經費足），台籍兒童入「公學校」（側重基礎技能）。高等教育限制台胞就讀法政、理工、文史哲等學科。例如台北帝國大學（1928年設立）於1944年僅招收85名台籍學生，其中80人學醫，因為需要大量軍醫。課程內容灌輸「效忠天皇」思想（每日背誦訓詞宣誓效忠），宣揚日本文明的優越性，將中國元素污名化（例如稱花生為「南京豆」，污衊中國為「支那」，例子多不勝數）。
李登輝赴日本升讀大學諗農業，條件是先要歸化為日裔台灣人。他1941年（18歲）畢業於淡水中學，在「皇民化運動」 中，更名為「岩里政男」，進入台北高等學校文科；1943年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因日本不准來自殖民地的學生攻讀法政科系，選讀農業經濟。他1944年在日本被徵召為軍人學徒，派赴千葉市千葉高射炮部隊做見習士官。1945年日本投降後，「岩里政男」返台，翌年進入台灣大學農經系繼續學業時（23歲），才改回原來的姓名「李登輝」。
日本的對台殖民政策是服務戰爭與經濟掠奪。1895至1911年以語言同化為核心進行初步奴化。1919至1931年，教育轉向服務資源掠奪（糖、米、木材輸日）。1932至1945年，全面強力推動「皇民化教育」，為侵略戰爭培養後備力量，徵兵拉伕。七七事變後派往中國戰場，偷襲珍珠港後派往東南亞。中國14年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強化對台灣民眾的管控，通過「保甲制度」（「十戶連坐」）監控思想，鼓勵互相告發，以警察和憲兵鎮壓反日活動；推行「鴉片專賣」（今天仍有「檳榔專賣」），毒害台民身心。
1945年台灣光復後，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立即廢除日語教育，全面恢復漢語教學，重建中華文化認同，明確宣示：「台灣的教育必須徹底剷除殖民痕迹，讓同胞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真是高瞻遠矚。香港於九七回歸後，未能及時蕩滌港英政府的奴化殖民教育，相當遺憾；現在情況已有好轉。大多數港人都不知道，日本在1941至1945年佔領香港期間，曾將主要街道名稱改變，皇后大道改為「明治通」，干諾道改為「佳吉通」，堅尼地道改為「東大正通」，德輔道改為「昭和通」，英皇道改為「豐國通」，怡和街改為「春日通」。二戰結束後，這些街道名稱才恢復原名。
總而言之，日本在台灣推行殖民教育，表面上提升了識字率，實則通過系統性文化滅絕和資源掠奪，將台灣變為侵略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跳板。那段暗無天日的戰爭歲月，印證了殖民統治的殘酷性，成為兩岸共同維護文化主權與國家統一的深刻警示。
過去一段時期，香港年輕人將去日本旅遊稱為「返鄉下」（回鄉），初時聽來好像是一種幽默、親切的調侃，只是旅遊界的促銷語術，其實背後反映了日本的文化滲透。這種戲稱一度被廣為接受，不是字面意義上「返鄉」那麼簡單。日本從來不是香港人移民留學的熱門目的地，把部分年輕人去日本旅遊說成是「探望親戚」或「回到老家」，簡直匪夷所思。把日本視為故鄉，豈不是自認是日裔後代？
無可諱言，上世紀60至80年代前後大約30年，日本各種文化元素（包括動漫、音樂、流行歌曲、電影、時尚、衣着、飲食、家庭電器、消費電子）影響深遠。台灣民眾對日本非常熟悉，當年了解日本多於了解大陸。這種文化上的親近感，建基於長達50年的被殖民和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導致潛意識的強者崇拜。隨着日資企業到來，台灣的日式生活色彩十分普及（例如日本料理、便利店、藥妝店、卡拉OK、日式夜總會、日本時裝、消費行為模式、流行文化吸引力、電視連續劇、色情錄影帶、二次元潮語表述、零食、百貨商場、日本品牌等），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文化熟悉感。去日本旅遊成為時尚，語言（例如漢字）與習慣（例如夜市）有相似之處，這些都是日本軟實力的發揮。台灣民眾對日本文化高度認同、民間旅遊觀光頻繁，留日學生不少，延續台灣民眾與日本之間特殊的文化紐帶。這現象的背後，涉及文化親近、社會心理、歷史背景及現實便利等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
民進黨「台獨」分裂勢力正是利用了這方面的人文特徵，鼓吹「反中仇中抗中」。台灣民眾對日本文化的親近和日式生活的深度滲透產生價值共鳴。怎樣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如何做到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任重道遠。
台灣民眾從1895年到今天，長達130年的歷史滄桑，導致身份認同迷糊不清，筆者隔岸觀望，感到黯然神傷。殖民地時期的日本奴化教育，淡化了台灣民族的國家觀念。戰後80年，台灣民眾在彷徨與失序之間徘徊，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出現危機。相比之下，日本通過長期文化輸出形成了一種「去中國化」和「去政治化」的吸引力，日本被部分台灣同胞視為「精神故鄉」，掩蓋了嚴肅的身份討論，被民進黨強化了台灣同胞對日本的認同。台灣部分年輕人對日本地理的熟悉程度，遠超認識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戀殖心態」的隱性延續，須要從根本上整頓，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做到。台灣民眾複雜的心理困境，必須以兩岸統一為契機，才可以從根本上扭轉過來。要讓台灣同胞能夠驕傲地喊出「我是中國人」，需要長期努力。筆者堅信，最終必將可以做到，關鍵是要加強文化自信建設與歷史教育普及，平衡多元開放與身份認同的健康發展，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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