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新聞報道】近年本港學童精神健康問題備受社會關注，根據教育局資料，過去5年共有130多名學童輕生。這僅是本地現象抑或全球趨勢？其背後根源又是什麼？嶺南大學心理學系實務副教授鄭傳基在接受點新聞採訪時指出，本港學童精神問題在疫情後仍然嚴峻，學童輕生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其背後更隱藏着一條由「殺校潮」引發，從學校管理層傳導至前線教師，最終轉嫁至學童的「隱形壓力鏈」。
根據教育局數據，2022年至2024年，全港中、小學向局方匯報的學童懷疑輕生身亡個案數字分別為25、32及28宗。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數據亦顯示，本港學童輕生率自2019年後呈持續上升趨勢，雖然2024年數字稍微回落，但鄭傳基提醒，由於非自然死亡個案需經死因裁判庭裁決，目前公布的數字存在滯後性，實際情況可能更為嚴峻。
此現象並非香港獨有。據數據機構Our World in Data統計，鄰近香港的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的青少年輕生率均在疫情期間錄得升幅。以新加坡為例，在2021年，新加坡援人協會接到10歲至19歲人員的求援電話和簡訊增加了127%；每10萬名15至19歲的青少年，便有14.6人被報道輕生。專家分析，疫情導致的停課、社交銳減和心理支援受限等因素，加劇了青少年孤立感與精神困擾。
輕生不能歸因於單一因素
鄭傳基強調，學童輕生從來並非由單一原因造成，通常是多重因素疊加。他舉例，比如有學童因學業壓力輕生，但其壓力來源可能是家人、老師或同學對他學業的期望。除學業壓力外，校園欺凌、情感問題、家庭氛圍等都可能造成學童情緒困擾。
鄭傳基剖析，學童學業壓力的源頭是香港文憑試「一試定生死」的傳統制度，儘管教育局致力通過多項改革和措施改進教育制度，但進度相對緩慢。
雪上加霜的是，在香港少子化趨勢下，學校面臨「殺校潮」危機，不得不將壓力轉嫁給教師，要求其抓緊學生學業成績以保證學校聲譽及收生率。老師和學校管理者承受巨大壓力，其心理健康卻普遍受到忽視。
香港今年接二連三發生教師墮樓案件，包括5月西貢中心李少欽紀念學校41歲英文女教師校內墮斃，同月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42歲男教師墮樓亡。鄭傳基直言「試問老師情緒亦不健康，如何能幫助學生？」。他發現，許多教師晉升管理層後，缺乏管理心理學知識，「其實香港有大學提供相關課程，比如嶺大的組織心理學與教育管理社會科學碩士，但極少本地老師和管理層報名。」
最終，所有來自制度、學校管理層及教師的壓力，都匯聚並施加在學生身上，形成一條沉重的壓力鏈。
警惕「社交斷裂」訊號 多層面守護學童健康
制度層面，鄭傳基建議，香港教育制度可借鑒IB課程的評核模式，加入更多課程中評估，將公開考試成績佔比降至六至七成，以減輕「一試定生死」的壓力。同時應大力發展職業導向課程，為學生提供DSE以外的多元化出路。
學校及教師層面，鄭傳基強調，應教導學生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認識抑鬱症狀，鼓勵他們尋求幫助。更重要的是，學校應從「唯成績論」轉向建立一個互相支持、包容的環境，鼓勵師生公開討論情緒問題。此外，學校應加強對教師及管理層的管理心理學培訓，提升其識別和處理精神健康問題的能力，強韌自身精神健康。
家庭層面，鄭傳基則呼籲家長找回「初心」，回想孩子出生時只求其健康快樂的簡單願望，無條件地接納和支持孩子，讓他們明白「你的快樂最重要」。
鄭傳基提醒，當發現孩子出現不願上學、疏遠朋友、放棄原本喜歡的事情等「社交斷裂」的警號，或成績突然下降、情緒失控、睡眠或食慾改變等抑鬱症狀時，坦誠的溝通至關重要。面對學生提到傷害自己或自殺的想法時，家長和老師應直接詢問：「你有沒有想過傷害自己？」這樣能讓學生更容易表達。他表示，學生願意談話正是他在努力求生存的表現，需要肯定他們的努力，才能幫助他們對抗不良情緒。
自身層面，鄭傳基鼓勵學生主動建立支援網絡，結交可以傾訴或一起活動玩耍的同伴，並多參與義工活動，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發掘生命的意義，從而強健自身的精神韌性。
三層應急機制獲肯定 倡納學生參與
教育局、醫衞局和社署由2023年12月起在全港中學推行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即時支援。截至2025年8月31日，社署的「校外支援網絡」隊伍透過第二層機制共接獲418宗學校轉介個案，而醫院管理局精神科透過第三層機制共接獲444宗校長轉介個案和173宗電話諮詢。《行政長官2025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恆常化在中學實施的「三層應急機制」，並且擴展至在小學四至六年級試行。
鄭傳基根據他接觸的案例，肯定該機制實行有效，確保最危急的學生得到及時救助。他建議，下一步可探索讓學生參與機制設計與反饋的機會，使其從單純的「服務對象」轉化為「服務參與者」，令支援措施更貼近他們的真實需求，從而發揮更大效用。
（點新聞記者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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