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四方｜鄭鎮炎走過萬水千山：下一站，13年的奮鬥歲月 - 來論

文/關品方

香港大爺鄭鎮炎幾天後將到達長征的終點陝北吳起鎮。他從去年10月17日起，自江西省于都出發，重走長征路，總共步行了大約256天，行程大約6200公里。

長征1936年10月勝利結束，13年後（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已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在此期間，中國經歷了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重大歷史轉變，最終走到全國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走過千山萬水之後的13年奮鬥歲月，這一時期的主要歷史發展脈絡，值得回顧。

首先是長征勝利與抗日救亡（1936至1937）。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後，紅軍主力轉移至陝甘根據地，長征勝利結束，為後續發展奠定基礎。12月，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日戰爭開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

然後是抗日戰爭（1937至1945）。最初的戰略防禦階段（1937至1938），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等勝利，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其後的戰略相持階段（1938至1943），國統區指揮國軍在前敵戰線抗日、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日佔區）成為抗戰主戰場，開展游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最後是戰略反攻階段（1944至1945），根據地軍民發起反攻，配合國軍和盟軍作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

繼而是解放戰爭時期（1945至1949）。首先是重慶談判，繼而內戰爆發。國共兩黨1945年10月10日簽訂《雙十協定》。國民黨隨後撕毀協議，發動內戰。然後是解放軍的戰略防禦與反攻（1946至1947），解放軍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為方針，粉碎國民黨的全面進攻。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揭開戰略反攻序幕。最後是戰略決戰與全國解放（1948至1949），解放軍發動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並取得勝後，基本上消滅了國民黨軍的主力。1949年1 月，北平和平解放。同年4月渡江戰役勝利並解放南京，國民黨政權垮台。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在望，中共面臨從「農村包圍城市」到「城市領導鄉村」的戰略轉變。會上，毛主席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要從鄉村轉移到城市，為此要規定全國勝利後政治、經濟、外交的基本政策，同時強調「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為新中國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央在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通過戰略調整和不懈鬥爭，及時調整工作重點，實現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開啟了新中國建設的新紀元。這是偉大的、及時的戰略轉變，從長征勝利到新中國成立，13年來風雲變幻、創業維艱；神州大地上，中華民族在大時代展現的大氣魄，細思之，極震撼。

筆者翻查毛主席從1936年長征結束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主要居住地，按時間順序予以整理。也許香港大爺鄭鎮炎有興趣沿着這軌跡，駕長車、坐高鐵重走這一條長達13年的革命勝利之路，從陝西志丹縣起步，終站直抵北京天安門。當呼朋引伴，且行且珍惜。

毛主席（和中央機關）的13年移動軌跡是這樣的。1936至1938年是陝北革命初期，（1）陝西保安縣（已改名志丹縣），在這裏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完成影響深遠的採訪（2）延安鳳凰山（李建堂家，吳家大院），在這裏創作《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3）楊家嶺（崖窯溝窯洞、魯丁英家、半山腰窯洞），在這裏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

1939至1947年是延安時期（8年），毛主席1940年秋遷到棗園後，在那裏持續工作至1947年才離開延安。

1947至1948年是轉戰途中，（1）王家坪，1947年3月撤離延安前在此居住（2）代縣路居，1948年4月暫住山西代縣政府後院（3）河北西柏坡，在這裏召開七屆二中全會。

最後是1949年進駐北平，（1）香山雙清別墅（3月遷入），籌劃建國大業（2）中南海菊香書屋，經黨中央集體決定（9月）遷入，成為新中國成立前最後一處住所，也是此後他長期辦公生活的核心地點。

毛主席在延安10年雖還有一些未開放的舊址，但主要是鳳凰山、楊家嶺、棗園和王家坪；這四處居所都有歷史印記，伴隨重大決策與著作誕生，從理論奠基到戰略決戰，深刻塑造了中國革命的進程，承載着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記憶。

本文重點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會期長達9天（從3月5日到13日），成績斐然。會議出席人員包括中央委員34人（主要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懷、林彪、賀龍、陳毅、鄧小平），候補中央委員19人（包括王首道、鄧穎超、王震、習仲勛、劉瀾濤等）列席人員11人（包括李維漢、胡喬木、楊尚昆等）總計參會人員64人。主席團成員包括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任弼時。毛澤東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書記處主席。會議高度肯定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會議後決定延續原有領導架構，即「五大常委」。

會議通過《關於軍旗的決議》（紅底、五角星、「八一」字樣），一直沿用至今。會議強調黨內民主與集體領導，要求加強作風建設，禁止祝壽、禁止以領導人命名地點、反對個人崇拜。

七屆二中的歷史意義，是確立「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規劃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經濟及外交政策，為建立新中國奠定思想和制度基礎，標誌着中國革命的戰略轉型。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開始城市領導鄉村的新階段。為此，要求全黨學習管理和建設城市，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特別是工業）為中心任務，其他工作均需服務於此目標。會議又提出城鄉兼顧的方針，既不忽視鄉村，又全力發展城市經濟，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社會力量。

會議制定新中國治國方略，批准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擬出「八項條件」，作為與國民黨和談的基礎。新中國的發展路徑規劃，從農業國轉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確立政治、經濟、外交的基本政策。

會議又提出黨的建設與作風要求，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的作風；明令禁止黨內個人崇拜，不以領導人姓名命名地點和企業、禁止祝壽、送禮。

會議的內容廣泛，奠定新中國成立基礎，為新中國繪製藍圖，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朝向社會主義革命，確立新中國成立後的執政新起點，從局部執政邁向全國執政，轉移工作重心以適應新形勢，學習及強化城市管理能力。

關鍵是黨建引領，是從思想到行為的里程碑，防範官僚主義與腐敗，維護黨群關係，指導實際鬥爭，為解放戰爭最終勝利提供政策保障，對新中國初期建設（恢復經濟）發揮指導作用。會議及時在革命勝利前夕召開，規劃了新中國的建設方向，以清醒的頭腦要求共產黨為長期執政奠定思想基石。這是煥然一新的開國精神，在我們慶祝新中國成立76周年的今天，對七屆二中全會提綱挈領地深刻理解，似乎很有必要。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帶領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平時，在車隊行進中不無感慨，說道：「如果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都要考個好成績。」旁邊的周恩來回應道：「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七屆二中全會的會議上，毛主席提出「要警惕糖衣炮彈，絕不做李自成」，之後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這一警示，在進京途中重提，形容為「趕考」。毛主席要求有好成績，周總理認同要考及格；一問一答，反映兩人肝膽相照的偉大與謙虛。早在1944年延安整風時期，毛主席已經提出不可以「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李自成的教訓必須引以為戒」。

1644年，李自成進京後迅速腐化失去民心，僅41天即潰敗，是因為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憂思。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而執政的人民立場，要求自己作為執政黨自始至終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趕考」的本質，是接受人民的檢驗。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重要精神坐標，其警示意義至今仍然是中華民族對自身的鞭策。

以上是筆者從香港大爺鄭鎮炎重走長征路快將勝利完成的隨想。他的行動雖然不是創舉，但令人印象深刻。鄭鎮炎是1973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會長是陳毓祥），筆者當年和他在評議會共事，佩服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愛國愛港立場，不求名利，默默耕耘，初心不改，是香港年輕一代參考的好榜樣。正是： 老去尚思越重巒，萬里征途薪火傳。

鐵索橫空寒未減，芒鞋踏破志猶磐。

紅軍既過遵義鎮，從今不懼炙骨炎。

且看今朝追夢客，赤旗漫捲白雲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