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香港大爺鄭鎮炎（74歲）重走長征路，已經到達甘肅三岔鎮，距離終點陝西吳起鎮還有14天左右行程（大約270公里）。鄭鎮炎是上世紀70年代（「火紅的年代」）香港學生反殖愛國運動的積極參與者，1973年任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和時事委員會主席，是筆者已相識54年的老朋友。他退休後重走紅軍的長征路，網上有報道。上月他經過的岷州，是紅軍在長征路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筆者認為，岷州會議導致張國燾最終決定背叛中國共產黨、是打在他背上的狠狠一棒。
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為了安撫已有反意的張國燾，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其他成員包括任弼時、朱德、賀龍、陳昌浩和徐向前。同年9月，為了執行中央《靜會戰役計劃》（目的是集中紅軍主力在靜會地區打擊胡宗南部），西北局在甘肅岷縣三十里鋪召開岷州會議，討論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
朱德、陳昌浩等多數人支持中央北上的方針，認為在靜會地區擊敗胡宗南可行，應迅速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張國燾主張西進青海、甘西，認為與胡宗南作戰不利，提出「打通國際路線」靠近蘇聯，向新疆方向退卻。
會議經過激烈辯論，最終否決張國燾的意見，決定北上。張國燾會後連夜趕往紅四方面軍的前敵指揮部（漳縣鹽井鎮），煽動部隊西進，並擅自發布西進命令，導致部隊一度暈頭轉向，無所適從。
1935年8月毛兒蓋會議後，張國燾已經鬧過一次嚴重分裂，差點導致紅軍內訌。在危急關頭，葉劍英發揮了關鍵作用（箇中細節，筆者另文介紹）。
張國燾岷州會議後又一次搞分裂、連夜離開的動作被朱德獲悉。朱德緊急電告中央，請示堅決阻止張國燾西進。在中央和前線將領的聯合反對下，張國燾被迫放棄西進，紅四方面軍北上，促成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靜會地區會師（距今剛好89年），一起奔赴陝北延安、勝利完成長征。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張國燾自恃兵力優勢，要求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被拒後不滿。他於是製造戰略分歧，反對中央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主張南下或西進。他的野心爆棚，搞分裂主義，部署分裂行徑，最終另立「中央」。同年10月，張國燾在卓木碉宣布成立「臨時中央」，自封「主席」，開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委員的黨籍。隨後他多次對抗中央決議，多次擅自改變軍事行動計劃，不斷破壞中央的統一指揮。
朱德、任弼時和賀龍等堅決抵制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的官兵逐漸認清張國燾的錯誤。中央抵達延安後，1937年3月召開會議，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系統批判其「機會主義、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張國燾成為眾矢之的。
岷州會議維護了黨的團結，是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勝利，少數服從多數，挫敗了張國燾的分裂企圖。可惜他目無紀律，怨不得他人。北上方針的正確性其後得到驗證，為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倡議奠定了基礎。延安決議後，張國燾兩年來的分裂行徑成為中共加強紀律和規矩建設的典型案例，強化「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張國燾成為反面教材，黨內軍內人人敬而遠之。
岷州會議是在長征的過程中又一次關乎紅軍命運的決策較量，最終以黨的集體領導戰勝了張國燾的個人野心，確保了革命力量的存續發展。張國燾為什麼總是鬧分裂？是因為心生妒忌，野心膨脹，不是共產黨員應有的作風。
張國燾1918年（21歲）成為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是傲立潮頭的風雲人物、後起之秀，和陳獨秀及李大釗稔熟，備受賞識。毛澤東在北大時僅是圖書館助理員，衣着樸素、出身農村、滿口鄉音。兩人1918年在北大圖書館初次見面時，張國燾對毛澤東（25歲）表現出明顯的輕視，連手都懶得伸出來握手。這種心理優勢隨着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的崛起逐漸被打破，引發張國燾的不平衡感。兩人1927年各奔前程，一別八年，懋功會師時重遇，黨內地位已然不同。會師當天，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率眾站在路旁等候半天，張國燾率部騎馬馳騁而來。張國燾一看，自己人強馬壯，中央紅軍歷經長征的艱難險阻後亟待休整，遂產生篡權的異心。
張國燾早期依賴城市工人運動和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聚焦農村根據地建設（上井岡山打游擊、建立中央蘇區政府），成功通過農民運動擴大影響。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主席通過革命實踐，黨內成就和地位遠超張國燾。1927年，毛澤東堅持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拒絕當年的上級張國燾的安排時，張國燾對毛澤東已心生嫌隙。懋功會師時，張國燾掌握紅四方面軍8萬兵力，遠多於中央紅軍的1萬餘人。他試圖利用軍事優勢奪取領導權，但毛主席以政治智慧和領袖魅力，團結多數中央委員挫敗了張國燾的野心。張國燾嘗試以實力碾壓卻未能得逞，這種挫敗感加劇了妒忌心。筆者認為，張國燾是舊軍閥主義割據稱王的作風。
張國燾性格自負，熱衷權力，在學生時代已被批評心胸狹隘。毛主席和他相反，注重實際鬥爭、集思廣益、團結群眾。毛主席1937年政治上壓倒張國燾後，採取包容策略，認為對張國燾的錯誤應「治病救人」，反襯出張國燾的狹隘。張國燾將自身的挫敗歸咎於毛主席的權謀。
張國燾出身江西地主官紳世家，又是北大高材生，自視為精英一族。1921年中共一大時，張國燾（24歲）是會議主持人（因為代表李大釗），毛澤東只負責記錄。張國燾長期居於黨內高位，率領紅四方面軍，鄂豫皖蘇區領導人。懋功會師後，張國燾鬧分裂，提出「南下川康」方案，另立「中央」，企圖篡黨。毛主席通過團結同志（周恩來、朱德等高層領導）和靈活策略（保留張國燾職務以穩定紅四方面軍），最終瓦解其分裂企圖。張國燾的權謀在毛澤東的政治智慧面前，簡直是天壤之別，無可比擬。
張國燾專斷獨行，為鞏固權力曾發動過「肅清反革命」運動；毛澤東則強調「懲前毖後」，對犯錯誤的同志（如博古、王明）給予改正的機會。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張國燾主張殺蔣介石，毛澤東認為應「逼蔣抗日」，展現對民族矛盾和國際形勢的前瞻判斷和戰略眼光。終其一生，張國燾的短視與投機，反襯毛澤東的遠見與堅持，有極大落差，是雲泥之別。
終於，張國燾1938年4月叛逃。他投靠國民黨後一直鬱鬱不得志，晚年在加拿大多倫多窮途潦倒，而毛主席成為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建立新中國。這種巨大反差，促使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不少詆毀共產黨的言辭。筆者上世紀70年代閱讀張國燾在明報月刊連載的「我的回憶」，對他的說法雖有懷疑，苦無佐證。他的連載唯一的正面意義，是引起了當年從事愛國學生運動的年輕人，對中國革命和中共黨史的興趣。
張國燾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但後來進行分裂活動最終叛黨，投靠國民黨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8年去台灣，被冷待後1949年移居香港（住在北角），1968年再移居加拿大，1979年在養老院逝世（終年82歲）。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經常提到的一位人物是陳昌浩，他在紅四方面軍的親密戰友，他們兩人的政治命運和最終結局迥然不同。陳昌浩是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曾在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擔任重要職務，參與指揮多次戰役。西路軍失敗後，陳昌浩去蘇聯治病和學習；1952年回國、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1967年逝世（終年61歲）。因為他在紅四軍曾長期追隨張國燾犯過一些錯誤，歷史上存在爭議。1980年獲中央正面評價，恢復名譽。
陳昌浩是湖北武漢人，1927年（21歲）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主修軍政知識，1930年回國。期間他系統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軍事訓練，為後來在鄂豫皖蘇區的軍事及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礎。張國燾1921年曾赴蘇聯參加共產國際會議並短暫學習。他的政治資歷極早，是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之一。張國燾比陳昌浩年長9歲，赴蘇經歷早了6年，是政治活動，不是留學受訓。兩人1931年先後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在紅四方面軍合作。陳是紅四方面軍政委，張是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兼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澤東是主席）。陳昌浩在蘇聯的系統學習造就其軍事指揮能力；他回國後投身革命鬥爭，經歷戰爭洗禮。蓋棺論定，筆者認為張國燾的倔強和自負，陳昌浩應該是看在眼裏的。可惜他長期處在張國燾領導之下，受到張國燾路線的牽連，未能及時劃清界線擺脫他。陳昌浩和徐向前1936年率領西部軍入疆，2萬多人幾乎全軍覆沒。現在回顧起來，令人扼腕，感到可惜。
筆者上月和鄭鎮炎在微信上溝通，談到岷州會議；有「一篇讀罷頭飛雪」的歷史滄桑感。香港特區的年輕一代，不了解中國的紅軍史和抗戰史，要補上這一課，看來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當年學生運動於火紅的年代提出「認識祖國」的口號，落實不易，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萬里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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