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筆者認識不少港中大的學長，尤其是新亞書院。和他們多年來的交往出遊，獲益良多。國學大師錢穆創辦新亞書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激勵我們的家國情懷，對祖國五千多年的文明和歷史常存溫情與敬意。桂魄初生露未乾，清輝共沐玉簾寒。今宵若問團圓意，月在梧桐第幾盤？這意境，恐怕中華文化才獨有。
錢穆（1895年-1990年，享年95歲），字賓四，籍貫江蘇無錫，祖籍浙江臨安，是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同鄉錢鍾書、侄兒錢偉長。他在台北逝世，遵囑於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一代國學宗師，宜乎重回故土。「賓四」應是以禮相待四方來客的意思。
錢穆是中國現代歷史學家，與呂思勉、陳垣和陳寅恪並稱「史學四大家」。他研究中國古代史學、文學、思想史、學術史、政治學、地理學和宗教學；提出「人文演進」「文化生命」「協調動進」三大範疇，構建獨特的歷史文化觀。
錢氏一族基因強大，錢穆也不例外。他9歲入私塾，13歲入常州府中學堂，後因戰亂輟學，靠自學成才。他曾執教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1949年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代表著作有《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
新亞書院校歌的歌詞是錢穆所作。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1930年，錢穆35歲，以《劉向歆父子年譜》（反駁康有為的論點）成名，獲顧頡剛推薦他到燕京大學任教，從此開展學術之路，窮一生之心力，推動傳統文化教育。他1967年（72歲）移居台灣，晚年專注講學著述，目力衰退仍口述《晚學盲言》。
錢穆認為中國文化具有獨特的生命力，反對全盤西化，倡導通識教育，注重培養人文精神；被譽為一代國學宗師和「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
錢穆學術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對歷史文化的溫情與敬意，這是中國人身份認同的關鍵。這一理念不僅貫穿他的著作，更成為國人對待自身傳統的態度倡導。
溫情與敬意的核心內涵是什麼？筆者認為，那是我們對國家民族歷史認知的根基，不是騎在牆上指指點點，更不是以錯誤立場站在門外高談闊論。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強調，國民需對本國歷史有基本了解，這種認知需伴隨溫情與敬意，而非冷漠或「批判」。他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認為否定歷史價值或盲目認為「今勝於古」是淺薄的進化觀，是導致文化自卑、自絕於國家民族的錯誤思維。
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溫情與敬意，是文化自信的源泉。通過理解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才能夠激發民族文化的內生動力，避免變相地被他國文化征服而不自知，甚至竊以為喜。
當世的全球大變局，從根本上來說，是東西文化的衝突和兩種制度的比拚。中華文明強調和而不同，何必你死我活？西方文明相信零和博弈，定要分出勝負。這是無可奈何，但因此而造成水火不容，劍拔弩張。對方老是喊打喊殺，不得不起而抗爭。中華文化傳承的緊迫性，是因為在全球化與西學東漸、科技進步和軍備競賽的背景下，中華民族一定要以自身文化力量克服危機，而非懷疑甚至否定自身的優良傳統。
錢穆主張復興傳統道德（忠孝節義），同時吸收現代科學，以形成「中西調和」的路徑。他創辦新亞書院時，以「上溯孔孟，旁採歐美」為宗旨，強調教育應培養對中華文化的珍視，而非功利性地、表面化地學習西方文化。中國的學術思想傳統是兼容並包。他的《國史大綱》文風溫柔敦厚，以溫情和敬畏的筆觸梳理中國歷史，避免教條化的、編年史式的敘事。他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提出文化演進需要兼顧傳統活力與現代轉型。他以「路徑須寬」告誡後學要包容多元，避免狹隘、偏頗、浮躁、極端。在家盡孝，為國盡忠。如果沒有國家民族的立場，如果沒有對家的溫情和對國的敬意，不忠不孝就是叛逆。如果不承認自己的家族傳承，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那就是非我族類，沒有什麼可說的。錢穆如果仍在世，對今天「台獨」分子的忤逆行為一定直斥其非、嚴詞譴責。
錢穆的溫情和敬意，放之古今而皆準。建立文化自信需要客觀和理性，並非單純復古，要與時俱進，擇優繼承。今天的中國，正在興起廣泛的國學熱潮和讀書風氣，以筆者個人參與其中的體會，是集思廣益，參照研究西方文化的本質、深入理解中華文化的內核。
在全球化過程中，傳承中華文化的方法應該是守護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同時借鑒西方。筆者理解錢穆的思想，是在中西文明互鑒的過程中「不要折損自身原有的生機」，壯哉斯言。錢穆的「溫情與敬意」，既是學術態度的主軸，更是文化使命的召喚。在這個快速變遷的新時代，他的理念時刻提醒後學：唯有珍視歷史，方能開創未來。
錢穆的「天人合一」論在中國哲學史獨具特色。它不是形而上的宇宙觀，更不單純是道德修養的目標，不是「天道」與「人性」的靜態統一，而是中國文化演進的動態結果；並非固化的教條、口號式概念。
「天人合一」應包括綠色、和諧、共生、美好、愉悅、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攜手共進，更是人類與自然物類命運共同體的宇宙觀；反對戰爭和破壞，倡議和平與發展。
錢穆提出「天人合一」，是民族生存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對宇宙萬類、星辰大海、天地江山的溫情和敬畏。他在《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中指出，這一思想幫助中國人在歷史變遷中保持文化韌性，從保衛中華民族，到保衛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地球，由此而引申出全球「和平、文明、發展、治理」四大倡議。
中華文化的本位精粹是「人文化成」和「天人合一」，需要通過社會倫理的實踐來實現。家庭倫理的根本是孝道，是天理在人間的最直接體現。中華民族的四海歸心，中國人民的相敬如賓，華人家庭的齊整團圓，在中秋佳節最能夠充分體現。
全球治理的根本是道德，是兼善天下，是奉行攜手共進、共同繁榮、和平發展，而不是窮兵黷武。特朗普改美國聯邦政府的「國防部」為「戰爭部」，是一葉知秋，要提高警覺。
錢穆批判西方的二元對立，以進化論「適者生存、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概念絕對化，更以「天命認定」「上帝選民」為藉口，從迷信科技到迷信「拳頭」；這種對立對抗、我勝你敗、你死我活的鬥爭思維，必定導致資源搶奪、生態破壞、信仰危機和生靈塗炭。
筆者認為，錢穆倡導的「天人合一」才是人類前途正向發展的正確路徑。只有堅持這理念，才能夠引導全球化的新時代在國際間進行文明對話。他在《國史新論》中強調：「中國文化精神可補現代科技之偏」。這又是壯哉斯言。天道與人性合一，個人的修身養性，社會倫理與治理制度的構建，通過協商和溝通的有效機制，才是解決衝突的最佳方案。這就是中國方案的精髓所在。錢穆的「天人合一」論，將哲學命題升華為歷史文化命題，賦予解決現實問題的實踐意義。他的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對當代人類面臨的困境作出了創造性的回應。今天，西方文化已過度被資本的逐利主義影響，無休止地追求對物質、貨幣和資源的擁有，是萬惡之源。歐洲和中東的戰火正在蔓延中，有可能失控，甚至波及南美和東亞，為了守護好家園，一定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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