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美國總統作為行政部門負責人，擁有廣泛的行政權力，涵蓋國內與國際事務，可發布行政命令繞過國會。特朗普執政期間頻繁宣布「國家緊急狀態」達76次，壓縮國會監督空間，並多次繞過常規立法程序發布行政命令。他作為武裝部隊總司令，有權指揮美國軍隊和國民警衛隊。雖然憲法規定國會擁有宣戰權，但總統可通過「法定授權」或「國家緊急狀態」派遣軍隊赴海外行動。
翻查資料，杜魯門在朝鮮戰爭中未經國會同意即派兵，後續多位總統亦曾繞過國會進行軍事部署。近期特朗普出動軍隊打擊伊朗、委內瑞拉，均無需國會先行授權。他負責美國外交事務，有權任命外交大使和領事、與他國談判及簽訂條約。儘管條約需參議院三分之二同意後生效，但總統在外交決策上主導性極強，常先斬後奏。總統還擁有立法否決權，可批准或否決國會法案，並通過國情咨文等影響立法方向。若執政黨控制國會多數議席，行政與立法權力更可高度集中。在司法方面，總統有權提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需參議院批准），一經任命即為終身制，從而影響司法機構的組成及法律的解釋與執行。
美國總統權力廣泛且可即時行使。美國實行三權分立制度，理論上國會和最高法院對總統權力有一定製衡。國會的權力包括批准總統任命（通常僅為形式審查）和宣布戰爭（但總統可調動軍隊無需批准）。
最高法院可推翻總統的行政命令，是主要的制衡措施，但程序複雜、耗時長，效率較低，其時效性、時間成本和程序複雜性存在諸多漏洞。
國會議員挑戰總統行政命令，需經聯邦地區法院初審、聯邦上訴法院複審及最高法院終審，完整流程通常耗時數月甚至數年。例如，國會議員挑戰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違憲」，該政策推出後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但法院終審裁決預計至少至明年下半年才會有結果。理論上最高法院可通過「影子日程」（Shadow Docket）快速裁定臨時措施，但仍需完整訴訟程序以解決合憲性問題。
總統可濫用行政命令權，議員亦可濫用司法覆核權，雙方互相濫用導致混亂，現行機制缺乏有效制衡。政黨因撥款問題激烈對抗，聯邦政府停擺時有發生。
權力制衡設計看似完善，實則受資本運作操控，幕後金權交易在合法外衣下隱藏。
總統可通過提名法官影響最高法院。憲法規定國會可通過修憲推翻高院裁決，但需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難以實現。法院證明行政命令「違憲」或「超出法定權限」極為困難。本年6月，最高法院裁定下級法院不得發布全國性禁令，導致需「多案並行」的訴訟才能阻斷總統行政命令，進一步增強了總統的行政權力。美國的「民主」制度選出權力過大的總統，可能影響全球良政善治，令人憂慮。
美國三權分立的本意，建立在充分辯論和審查的基礎上，以確保程序公義。初審、複審和終審往往耗時長久，最終裁決作出時，事件多已時過境遷。法院的謹慎性常被行政主導鑽空子。
總統可利用時間差，以行政命令凍結項目資金至財政年度結束，以實現行政目標。例如，特朗普否決對芝加哥基礎建設的撥款，即使引發合憲爭議，待司法流程完成，事件早已無可挽回。
美國總統在卸任前可行使赦免權（Presidential Pardon），對違反聯邦法律的人（彈劾案除外）實施完全赦免、減刑、緩刑或有條件赦免（僅限聯邦犯罪案件），無需等待司法程序完成。近年案例包括拜登在今年初卸任前赦免其子亨特·拜登（尚未正式定罪）；特朗普2021年初卸任前赦免政治盟友班農（反華頭目）。這些「午夜赦免」通常在總統任期最後階段（尤其是卸任前一天）集中宣布。克林頓卸任前赦免140人，包括其同父異母兄弟；特朗普卸任前赦免26人，包括親家庫什納。總統可通過赦免權保護盟友與親屬，或兌現政治承諾。
特朗普還曾探討「總統自我赦免」的合法性。「自我赦免」雖未被憲法明確禁止，但違反「禁止自判原則」。赦免親屬或親密盟友顯屬「濫用權力」，但憲法規定允許，顯示美國總統權力過大。
制度設計初衷假定總統品德高尚，但隨着美國軍事與美元霸權的發展，法律淪為少數利益集團的工具。美國政治體系脫離群眾，選舉成為金權政治溫床，無上限的競選支出讓資本吞噬一切。資訊發達使美國資本主義的本質在過去八九年間暴露無遺。
筆者認為，拜登和特朗普本質上是戰爭販子，唯恐天下不亂，雙重標準，心口不一。他們利用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找出漏洞，上下其手；合法就得，不講道德。
美國總統權力過大，不僅是美國內部問題，更危害全球安全與發展，對人類文明、和平與進步構成威脅。中國近期提出全球治理倡議，筆者認為，全球應對美國總統權力過大引以為憂。當前國際形勢危機四伏，若繼續惡化，可能失控，甚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部分國際政治學者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或已開始。
美國制度理論上可通過立法和司法糾正行政權力，但行政命令淪為「特權工具」，特朗普頻繁頒布，國會及最高法院推翻命令耗時冗長，難以及時制衡。此為美國憲法設計的缺失。行政應受權力約束，而非僅追求效率。
二戰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正被美國總統權力過大逐步破壞。安理會動議常被美國一票否決而無法執行。總統可通過行政命令退出聯合國下屬機構或國際協議。雖然目前無直接退出聯合國的意圖，筆者擔憂特朗普可能嘗試。他於本年2月4日簽署行政命令，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並終止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資助，同時要求審查美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參與。此舉延續其首任期內任意「退群」的模式，如2018年退出人權理事會、2020年退出世界衞生組織（WHO）和《巴黎氣候協定》，反映特朗普欠缺大國擔當，推行「美國優先」，以霸權行事。
美國會否退出聯合國？從法律層面看，聯合國由主權國家組成，成員國資格受《聯合國憲章》規範。美國退出需國會立法廢止1945年《聯合國參與法案》，僅靠行政命令無法實現。90年代國會曾討論退出聯合國但未通過。特朗普可通過行政命令削減參與（如停止繳納會費、退出下屬機構），但完全退出需複雜法律程序。
美國近期行為引發全球討論聯合國總部是否應繼續設在美國。俄羅斯曾提議搬遷，但需聯合國大會三分之二成員國同意，操作難度極大。美國是聯合國最大會費分攤國（佔常規預算22%），若退出，其欠費撇賬將重創聯合國財政。截至今年9月底，美國拖欠聯合國經費超30億美元，包括本年度應繳8.3億美元、往年累積欠款及維和經費，佔總欠費80%，令人震驚。
特朗普以「美國優先」削減對外資金，將欠費作為施壓聯合國的籌碼。資金短缺迫使聯合國計劃明年裁員20%、縮減維和規模15%、暫停多項人道援助項目。美國的欠款與退群行為，引發聯合國財政與運營危機，影響國際政治與經濟穩定。
全球治理倡議任重道遠。筆者個人認為，應在聯合國框架下發展多邊主義，以中心化管理推動去中心化活動；聯合國下屬機構應在歐洲、南美、亞洲、非洲四大板塊設立分支，精簡聯合國總部，各地域分支機構互相支持，交流互動。此趨勢似已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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