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俊獅
在前幾期文章中，筆者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失業率資料為依據，反駁了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相關理論，並詳細剖析了其謬誤之處，感興趣的讀者可查閱前文深入了解，在此不再贅述。
事實上，教科書的問題遠不止先前所述。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它忽視了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在關聯性。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環環相扣、互為一體，當政府推行最低工資政策，其影響絕不僅限於底層工人和商家，而是會引發全社會的系統性變化。
我們先聚焦最低工資政策實施後的收入分配格局。
從本質上講，最低工資政策旨在強制僱主提高底層工人的薪酬水準。在政策實施前，僱主能夠留存更多利潤；而政策落地後，僱主不得不從利潤中分出一部分，用於提升工人工資。這一過程，實則是政府通過立法手段，實現企業利潤向工人的轉移，簡而言之，就是將僱主的部分收入重新分配給工人。
明確這一點後，我們再來對比僱主與底層員工在收入變化後的不同反應。
通常情況下，僱主收入較高，每月減少幾百元收入，對他們而言幾乎毫無影響，既不會改變其理財規劃，也不會抑制其消費慾望。
然而，領取最低工資的群體收入微薄，日常開支捉襟見肘，不得不精打細算，確保收支平衡。他們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於購買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因此，當獲得僱主轉移的幾百元工資時，往往會將新增收入投入消費。
這其中的邏輯很簡單：富人收入增加一小部分，未必會顯著提升消費；但窮人收入增長同樣部分，大多會將新增收入用於消費。
可別小看這個簡單的經濟現象，它對全社會經濟活動有着深遠影響。
最低工資政策實施後，富人消費不受影響，而窮人消費增加，這使得社會整體消費總量得以提升。而窮人消費的增長，又會帶動其他行業發展。
底層工人收入增加後，會前往商店購買更多過去無力負擔的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這直接為銷售這些商品的商店帶來更多利潤。商店收入提升後，店主和員工也會增加消費，進而帶動其他商店的營收增長。如此循環往復，形成消費的層層傳導效應。
要知道，社會經濟活動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緊密相連。一個行業的發展會帶動另一個行業，一批人的消費增長會引發另一批人的消費跟進，最終產生經濟總量的疊加效應。
不得不說，許多教科書理論過於片面。它們忽視了社會經濟活動間的相互作用。筆者長期從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的研究與開發工作，這種模型正是用於評估政府新政策對社會的影響。
一般均衡模型規模龐大，涵蓋家庭、政府、企業、進出口商等社會各個層面，以及所有行業領域。它能夠精準評估各類政策、社會變革、特殊事件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無論是消費者偏好轉變、貿易爭端，還是政府政策實施，都在其評估範圍內。筆者就曾運用該模型，分析中美貿易戰、「一帶一路」倡議、大灣區建設等政策對香港各行業的影響。
這種模型應用廣泛，甚至有人用它研究全球變暖、氣候變化，乃至恐怖襲擊對社會的衝擊，因此深受諮詢公司和政策智庫青睞。筆者也參與過澳大利亞和香港的多個相關研究項目，為政府、商會和企業提供諮詢服務。但遺憾的是，這類模型十分複雜，筆者曾參與的研究專案中，經濟模型包含數百萬條複雜的經濟方程式，即便使用超級電腦運算，也需耗費大量時間。也正因如此，許多經濟學專業人士尚未掌握相關技術。相比之下，這類模型在評估政策影響方面，遠比教科書全面、準確。
回過頭來看，與一般均衡模型相比，教科書理論的局限性顯而易見。教科書在分析問題時，往往只關注單一變數，缺乏系統性思維，完全沒有考慮到貧富群體在財富轉移後的消費差異，以及經濟活動的傳導效應。也正因為如此，教科書理論與現實脫節也就不足為奇了。
由此可見，通過收入再分配，將富人部分收入轉移給窮人，在富人消費穩定的情況下，窮人消費增加，並藉助傳導效應，會大幅提升社會整體消費量。而隨着消費總量上升，企業為滿足市場需求，必然會增加招聘，各行業會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最終實現地區就業率提升、失業率下降。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香港實施最低工資政策後，失業率走勢與教科書預測截然相反。
教科書理論之所以與現實不符，根源就在於其考慮問題不夠全面，缺乏系統性思維。
希望通過以上分析，讀者能更清晰地認識到教科書理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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