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評武論|從「分水嶺」到「守護神」 國安法的現實意義再思考

文/吳志斌

6月21日上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五周年論壇上指出,香港國安法是「是捍衛『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守護神』」,是「香港由亂到治的『分水嶺』」。當前,國安形勢依舊複雜嚴峻,「特區政府必須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一國兩制』實踐的全過程,必須確保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必須做到維護安全和推動發展都堅定不移,必須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人權自由,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國安法是「分水嶺」,斬斷了在暗黑勢力和反華分子明目張膽、顛覆國家的囂張行徑;國安法是「守護神」,是維護高水平發展和高質量開放的大前提和核心。國安法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法律條文。夏寶龍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五個必須」的期待和囑託實際上指向的是香港社會要如何更好地實踐國安意識,實現發展和安全相互促進,開放和穩定齊頭並進的管治方向,進而為「一國兩制」在新時期的實施注入新的活力,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故事增添香港的風采。

首先,國安不僅是安全問題,更是發展問題。只有在安全環境下的發展才能符合最廣大市民的福祉和利益,才能實現人心的彌合和身份的認同。6月17日,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發布「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的全球競爭力相較去年上升兩位至全球第三,這是自2019年後,香港首次重返全球三甲。根據今年三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數據,香港在全球119個金融中心之中排名全球第3位、位居亞太區居首。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高度認同恰恰反映出,在全球大變局下,一個安全的、具有風險管理能力的社會和市場,才是世界資本落地的首要條件和第一選擇。

其次,香港各界要不僅要自覺維護國安的底線和原則,特別是重視在貿易戰、關稅戰下的金融安全等非傳統安全的風險挑戰,更要積極地投身香港社會的發展,促進香港社會的結構性轉型和升級,深化和拓展香港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和聯繫。國安創造了和平發展的政治、社會環境,這就需要各界人士,尤其是工商界,主動作為、積極有為,利用香港獨特的法治、投資、金融以及交通的優勢,融入世界市場,融入國家循環,實現內外互動,進一步擦亮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金字招牌」。5月13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出席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上提出啟動「團結工程」、「發展工程」、「文明工程」、「和平工程」與「民心工程」五大合作項目,這無疑是給香港各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機會和潛能:例如香港可以開通和拓展中拉航線及物流網絡,進一步在金融風險管理和法律服務方面提供針對拉方的支援,在文化教育領域或可推動中拉交換生計劃,開展中拉歷史研究和語言教學等合作項目……諸如種種皆可強化香港作為中拉合作乃至跨國合作的樞紐地位。

最後,國安法是「一國兩制」韌性的體現,是「一國兩制」自身發展和實踐的要求,也是民心工程的重塑,更是涉及到如何書寫現當代香港歷史的解殖問題。「國安家好」本質上是一種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這種意識之所以在回歸前二十五年缺乏、淡薄甚至被忽視,恰恰在於香港的基礎教育沒有完成香港殖民史、回歸史、「解殖」史與中國內地二十世紀大歷史、改革開放史以及現代化奮鬥史的對接、融合和呼應,這使得香港的歷史敘述脫落在民族國家的歷史框架之外,造成了有「家」無「國」的偏離認知和想像。國安法在社會的落地生根對香港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教育反思節點,對於香港社會的下一代,我們要如何塑造「國在哪裏,家在哪裏」的連續性敘事,如何讓香港史成為中國大歷史的有機一部分,這一問題不僅僅是靠幾個國安教育展覽就可以解決的,它本質涉及到了如何重寫香港史、重新擺正香港在國家政治、文化、歷史框架中的位置的大問題。

無論是「分水嶺」還是「守護神」,國安法使得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展開了一場自我修復、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轉型,是經濟發展的重新導向,是政治環境的重新審視,更是人心認同和基礎教育的重新反思。只有國安,才有家好,只有國安,方可安港民之心,更安港之未來。

(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僑聯委員、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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