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四方｜中國外交成績輝煌無與倫比　原因何在？

文/關品方

中國外交戰線成績輝煌，璀璨奪目，估計不少人都充分認同。新中國成立76年來，洗刷歷史上喪權辱國的恨事，到如今穩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致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路走來，來之不易，值得我們提綱挈領地回顧。

中國外交事務發展歷程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過程，適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為國家的發展與繁榮作出重要貢獻。

回顧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至1976，共27年），面對美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壓制，首要任務是鞏固國內政權，爭取國際支持，突破外部封鎖。這段期間，中國積極爭取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成功維護了中國在聯合國的權益。中國與蘇聯等17個國家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為國家的穩定發展奠定基礎。中國致力推動亞非拉國家互助合作，提出外交「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成為中國外交的核心思想。中國成功打破了外部封鎖，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為後續外交發展奠定了基礎。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實現中美、中日關係正常化，提升了國際地位，拓展了外交空間，為後續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根據筆者觀察，中國改革開放後實行的外交方針是適應國內建設的需求，主要目標是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以利於國內建設和發展。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推動地區合作與發展；積極參與地區及全球性的合作機制。中國外交逐漸走向多邊化和多樣化，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促進與全球的多邊交流與合作。

踏入21世紀新時代，隨着綜合國力的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有能力提出並推動全球性的合作倡議。主要舉措包括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為全球南方注入新動力，積極參與國際援助，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人才支持，幫助他們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外交體現了國際責任和擔當，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讚譽，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合作發展，加強了與世界各國的聯繫。新時代的中國外交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秉持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理念，加強與各國的溝通和協調，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學化。另一方面加強政黨外交，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深層次的新格局，建立多種交流合作平台。「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大黨的責任，貢獻大黨的力量。

中國外交持續應對國際形勢的複雜變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國的全球三大倡議（發展、安全、文明）逐漸深入人心，元首外交成績驕人。國際形勢波譎雲詭，在外交戰線容不得半點錯失。

中國歷任外交部長，從周恩來、陳毅到楊潔篪、王毅，還有派駐各國的外交官和聯合國的代表以至外交部發言人，是國家尊嚴和威儀的象徵。在建國初期的外交戰線，筆者注意到並相當欣賞的一位人物是王炳南，在周總理直接指揮下默默耕耘，表現十分出色。筆者於本文介紹王炳南，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中國外交戰線來之不易的豐功偉績。

王炳南生於陝西乾縣（1909至1988，享年79歲）。他讀中學時參加學生愛國運動追求進步，1925年（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乾縣、淳化等地從事建黨活動；1931年（22歲）得力於西北軍楊虎城將軍的資助，被派往德國深造，入讀柏林大學。楊虎城1893年生，比王炳南年長16歲，兩人是忘年之交，因同是陝西人，倍感親切。王炳南在德國期間先後出任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書記、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

1936年（27歲），王炳南被召回國內，第一次見到周總理即被委以重任，到西安協助周恩來做爭取西北軍楊虎城部第17路軍聯合抗日的統戰工作，成為周楊之間的聯繫人。王炳南是「西安事變」的幕後推手，他的任務是爭取楊虎城支持抗日。在西安，他成為張學良與楊虎城之間的橋樑人物，協調統一戰線細節，向周恩來匯報工作。他是西安事變的親歷者，站在了歷史的風口浪尖。他負責中共與楊虎城的聯絡，參與了張楊對蔣介石的扣押行動。事變當天，他參與張楊密謀決策。毛主席和周總理後來高度評價王炳南在事變中的作用。他冷靜果斷，取得張楊對中共的信任是關鍵。

1937年，王炳南到上海出任上海文化界國際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各界救國會常務委員。抗日戰爭時期，王炳南是中共組建統一戰線和推動國際宣傳工作隊伍的核心成員。他負責國際宣傳小組，翻譯毛澤東的重要著作，與外國記者建立聯繫。他先後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國際宣傳組負責人、南方局外事組組長、南方局候補委員，長期在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救國的國際宣傳和聯絡各國友好人士的工作。

1945年在重慶，他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他在國共重慶談判的外交場合成為毛主席的代言人。王炳南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外語能力，讓外界對中國共產黨有嶄新的認識。當年國共激烈對峙，王炳南的工作讓外國駐華機構和記者群看到了中共的廉潔與決心，讓蔣介石的宣傳機器相形見絀。解放戰爭時期，王炳南出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委員會副書記兼中共代表團發言人，協助周恩來進行擴大中共影響力的國際宣傳，成績優異。1947年，他隨駐南京代表團撤回到華北解放區，出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副組長，參與對外政策的制訂，為新中國成立後外交戰線的工作做準備。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王炳南（40歲）已是外交部的「元老」級別。他參與了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外交籌備工作，起草了新中國的第一份外交公函。此後王炳南出任政務院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協助周總理籌組外交部。王炳南長期在全世界各地從事外交工作。1975年，王炳南（66歲）出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外交部黨組書記，後轉任顧問。他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一及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8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王炳南一生的主要貢獻有4個方面：第一，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發揮重要作用；第二，長期從事抗日救國國際宣傳和外事聯絡工作；第三，在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中捍衛國家主權、圓滿完成外交使命；第四，促進中外友好交流、協助開拓國際統戰的局面。王炳南的上述貢獻，是他40年來（從1936到1976）一直追隨周總理取得的成績。

王炳南協助周總理籌組外交部，參與制定對外政策。從1954年長達3個月的日內瓦會議到長達15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1955至1970），王炳南始終站在新中國外交的第一線。他在談判中展現出的靈活性和原則性，以相對弱勢的綜合國力而堅守陣地，為中美關係其後的破冰打下了基礎。1955年，王炳南出任中國駐波蘭大使，任內他兼任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首席代表。中美華沙會談從1955年開始，到1970年基本結束，前後持續15年，會談了137次。早期會談就兩國平民回國問題達成了協議，但在台灣問題等關鍵議題上陷入僵局，期間不斷圍繞兩國間的諸多核心問題進行交鋒。隨着形勢發展、新的外交渠道和方式出現。眾所周知，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尼克松正式訪問中國，中美關係實現重大轉折。

事物發展有其過程，中美華沙會談的鋪墊十分關鍵。期間王炳南展現了出色的談判技巧和政治智慧。他協助中央成功讓美國釋放錢學森回國。中美大使級會談是在冷戰背景下的高級別對話，旨在解決兩國之間的各種爭端；涉及政治、軍事和外交多個層面，王炳南任務艱巨，成績斐然，不可小覷。

王炳南的一生是外交事業的一生。他後來在擔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期間更上一層樓，走訪五大洲，為中國與世界的交流築橋搭路，鞠躬盡瘁。1979年中美建交，他隨同鄧小平（75歲）第一次飛越太平洋訪問美國。那是他從事中美會談多年後圓滿的高光時刻，也是他外交生涯的尾聲。當年他70歲。

王炳南臨終之際有留言：「我一生沒什麼可遺憾的」。他參與到歷史洪流中、站在外交舞台上，回望一生，坦然從容，不可多得。作為一位外交家和革命者，他深具使命感，見證了中國從內憂外患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過程，付出了自己畢生的心血。他的一生是中國20世紀蕩氣迴腸、跌宕迂迴、傲世雄起的歷史縮影。

回望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領導下開拓外交局面，如今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我們這一代人，七十六年走過，共此崢嶸歲月，無悔天地山河。中國的外交，用腳步丈量歷史，用語言打磨時代。中國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用自己的方式豪氣干雲地將中華民族向國際展示，從容而堅定，經歷了無數風浪後的沉澱，經受了多少美西方的挑戰？

中國人挺直不屈的脊樑，不是現時在台灣地區以賴清德這個「台獨首惡分子」為代表、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崇洋媚外卑躬屈膝舔美媚日的一小撮軟殼動物可以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