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港大閻小駿教授:香港如何搭建中外文化互鑒的超級橋樑?(上)

【點新聞報道】在全球格局深刻變革與中西文明交融互鑒的當下,中國的發展路徑與國際互動備受全球矚目。作為連接東西方的樞紐,香港以其獨特的歷史脈絡與國際化優勢,在學術研究與國際對話中扮演着橋樑角色。港大中國制度研究中心(下稱中國制度研究中心)主任閻小駿教授,深耕比較政治學與基層治理領域多年,以其扎實的學術功底與國際視野,帶領團隊立足香港、觀察中國、對話世界。本次專訪中,閻小駿教授從學術視角切入,剖析中國治理的「兩大奇跡」、中美人文交流的深遠意義、以及從青年使命到人工智能治理等多元維度,深入分析香港在新時代的戰略定位與全球價值。通過閻教授的洞見,我們得以窺見中國故事的深層邏輯與香港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獨特價值。以下為採訪實錄。

破解亨廷頓悖論」 中國治理的兩大奇跡

點新聞:您帶領的「中國制度研究中心」過去五年聚焦哪些領域的研究?哪些案例最能體現以香港為橋的研究特色?

閻教授:中國制度研究中心自2019年成立以來,始終專注於對中國各項制度的研究。我個人的研究興趣則主要在於比較政治學與中國基層治理。我和我們中心同事所取得的學術研究成果,充分彰顯了以香港為視角的研究特色;我本人也深刻受益於香港這個溝通中外的城市所賦予的開闊視野。例如,過去十年,我重點研究的題目之一,就是中國在四十多年改革和發展進程中如何成功突破「亨廷頓悖論」,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政治長期穩定奇跡這「兩大奇跡」。

閻小駿教授在中國制度研究中心活動上致辭。(受訪者供圖)

關於全球南方的現代化問題,我在哈佛大學的老師之一亨廷頓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曾提出「所有的好事不會同時發生」這個論斷。他認為現代化雖好,但現代化進程常常會引發社會與制度的劇烈變革,導致政治和社會不穩定。而我研究中國治理的核心問題就是:為何我們中國能在快速經濟成長過程中同時保持社會政治的長期穩定?特別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總量、經濟結構從傳統向現代化轉變以及國際地位從邊緣走向國際舞台中心等基礎性變革的同時,實現了政治上的總體穩定。同時實現這「兩大奇跡」,很不容易。所以我在2016年出版的專著《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開篇就提出「第二個奇跡」的題目,認為中國故事的重要特點就是成功實現了現代化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政治長期穩定同時發生,從而打破了西方政治學所篤信的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亨廷頓悖論」。

閻小駿教授(前排左一)在早年曾在農村基層進行田野調研工作。(受訪者供圖)

在香港開展相關學術研究具有非常大的空間。立足香港觀察中國故事,使我認識到,中國故事中經濟騰飛和社會政治總體穩定兩個奇跡的關係至關重要,探索中國為什麼能創造這樣的奇跡對於政治學的發展本身具有重要的意義。來港工作後,我堅持以香港為基點觀察國家的基層治理,發現與其他同樣經歷現代化過程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在基層治理中最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找到了國家彈性與國家剛性的平衡點。國家彈性體現為政治制度的高度容納性,即政權吸納性;國家剛性則表現為預防式管控,有效保證社會大局的平穩,能夠經受現代化過程中各種衝擊的挑戰。通過政權吸納與預防性管控相結合,中國的改革發展的實踐打破了「亨廷頓悖論」,同時實現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社會政治長期高度穩定。

在《中國何以穩定》中,我也提出,之所以我們能成功找到國家彈性與國家剛性平衡點的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具有「學習型政權」。學習型政權的特點之一就在於能夠從經典著作、現實經驗以及不同國家間的交流互鑒中不斷學習,同時將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與面向未來的學習相結合。在我國治理中,我們所具有的學習型政權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創造「兩大奇跡」、打破「亨廷頓悖論」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和我的同事研究也包括香港的管治制度和「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在這方面,香港為我們提供了主場優勢。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包括如何適應新的時代需要進行「一國兩制」制度建設、如何重建政治信任、香港的新質生產力產業規劃布局、如何發揮香港優勢深化國際交流合作以及如何開展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的文化建設等方面的課題,並發表了相應的一些研究成果。

總體而言,我和我的同事們藉助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致力於將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跨學科、跨地域和全方位的學術研究重鎮和國際交流合作樞紐,匯聚全球學者、研究者和實踐者共同推動世界中國學發展,產出創新研究成果。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2023年10月到訪閻小駿教授主持的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圖為閻小駿教授(右)與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左)在座談會上。(受訪者供圖)

點新聞:去年成立的「歷史與文明研究基地」旨在探索中國歷史與文明的新前沿,將如何結合香港的國際化優勢,促進跨文明比較研究?

閻教授:我在香港工作已15年,深切感受到香港最為顯著的優勢在於其高度的國際化以及內外聯通的有利地位。香港是全球人才集聚高地——這是一個全球層面的概念,而非局限於地區性範疇。

2024年3月,我們研究中心聯同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學術研究院在港共同創建歷史文明研究基地,旨在藉助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匯集全球智力資源,推動對中國傳統文明文化的研究、對世界不同文明文化的對比研究及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研究,力求將三者有機融通。

我認為,作為全球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在歷史與文明研究方面可以產生三方面的重要影響,我概括為三個「集聚」。其一為研究力的集聚。香港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空間,以及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良好機遇,可以吸引全球範圍內有關思想、文明、歷史研究領域的頂尖研究者匯聚於此。來自世界各國各地區的頂尖研究者在港開展高水平跨文明交流對話,對於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意義。其二是研究資源的集聚。來自世界各國的頂級研究力量是重要資源,國際上友華的「朋友圈」、友華人才「蓄水池」也是我們需要珍視的寶貴資源。世界各國人士願意匯聚香港,開展對話,這本身就是資源的有力凝聚。從我們的親身體驗來看,國際企業、傳媒也非常樂於在香港參與跨文明的人文交流進程。其三是思想成果的集聚。2024年,通過舉辦歷史與文明國際論壇,我們邀請中外各國具有多元學術背景的知名學者、業界領袖及實踐者齊聚香港,開展跨國跨文明對話。論壇成果遠超預期,深入對話與比較研究使各方既能交流互鑒,了解彼此思路與思考方式;又挖掘出諸多共同點。雖然受邀外國學者的研究領域橫跨不同領域、不同文明,但經過交流大家發現彼此的共同點遠多於分歧,這是當前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下難能可貴的成果。

點新聞:在當下整個世界的權與結構發生了變化,包括近年國際輿論環境下,「歷史與文明國際論壇」的核心初衷是什麼?今年的主題是什麼?論壇成果對重構非西方文明話語體系或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有何啟示?

閻教授:歷史與文明國際論壇作為香港首個由學術界主辦的大型國際學術及文化盛會,期望充分發揮香港的國際化優勢,深化國際交往與合作,構建全新的國際思想文化對話交流平台。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助力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機制。從主辦者的角度而言,我從這次探索中也深刻感受到對外人文交流合作、文明交流互鑒對於促進中外人民相知相近方面所能夠發揮的巨大作用。

閻小駿教授在首屆歷史與文明國際論壇上致辭。(受訪者供圖)

歷史文明國際論壇自創立之初便明確了自身的三個性質。一是學術性:以學術研究為主導,匯聚各行各業的思想者與實踐者,聚焦學術性與思想性。二是國際性:論壇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參與,共同探討學術問題、開展交流對話。三是開放性:論壇邀請全球傑出的思想和文明研究學者齊聚一堂,以彼此開放的心態互相交流、深度對話。我們期望通過學術性、國際性與開放性的融通,來推動世界中國學的建設與發展、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以及促進中外人文交流合作。

眾多重量級國際漢學家、思想家、歷史學家和人文學者匯聚香港,使我們得以全方位展示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及廣泛的國際人脈網絡。論壇期間,這些頂尖學者也在香港進行參訪;他們在會前、會中及會後均表示,香港東西方文化薈萃的優勢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對香港的文化實力也有了更為直觀的認知。毫無疑問,這些國際著名學者、思想家們來港期間的親身體驗,促進他們對中國香港的了解,有助於西方世界建立客觀公正的對華認知。

閻小駿教授(右)歡迎著名政治學家、美國華盛頓大學講席教授、曾任美國以色列研究協會會長的米格代爾教授(Joel S. Migdal)(左)出席首屆歷史與文明國際論壇。(受訪者供圖)

此外,我們亦希望藉助歷史與文明國際論壇,進一步提高中國香港在國際思想界的地位和話語權,展示「一國兩制」下香港全方位自由開放的國際形象。關於下一屆論壇的主題,我們將與合作方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商討,確定後將及時向社會公布。

中美人文破冰新路徑 香港青年的跨文化使者角色

點新聞: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關係,在此國際形勢下,中美人文交流面臨哪些障礙?香港的學術機構能如何發揮「第三方平台」作用,推動非政治化的人文對話?

閻教授:中美關係無疑是中國發展及對外關係中至關重要的一環。近年來,由於中美兩國發展格局和相對位置的變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向縱深發展演進,這導致中美關係出現波折與困難,部分困難有可能對兩國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社會基礎產生潛在影響,需要小心應對。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社會民眾也產生了對中國的一些誤解、疑慮甚至負面情緒。我認為這都是全球格局發展變化中必然產生的問題,關鍵在於中美雙方正確應對國際格局的新變化,妥善管控分歧,相向而行,尋找到中美正確相處之道。

在中美兩國尋找正確相處之道的過程中,民意相知、相親、相近始終是兩國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人文交流能拉緊人民的紐帶、增進人心的溝通,促進中美人民相知相近,加深相互了解,消除政治疑慮,為共存共贏提供認識基礎。

中美學術界對兩國人民加深了解中作用重大。如中國「友誼勛章」獲得者、西方著名的人類學和社會學學者伊莎白·柯魯克教授(Isabel Crook),她的著作《十里店》(Ten Miles Inn)是研究中國農村的經典傳世之作,也是西方學術界了解中國革命的重要作品。自20世紀以來,像伊莎白教授這樣的中國研究學人克服重重困難,來到中國進行艱苦細緻的田野工作,撰寫客觀公正反映中國革命和發展歷程的學術作品,成為美國和西方民眾了解和認知新中國的重要窗口與寶貴資料。

作為中國香港的學者,我衷心期望更多具有相同情懷的西方學者能夠來到中國,通過學術與思想交流,實現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中外人民相知相近。

閻小駿教授主持的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與哈佛燕京學社於2024年1月在港大校園合辦了為期一周的「中國制度的新前沿」國際學術研修班。閻小駿教授(中),時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亨利‧羅索夫斯基政府學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右)、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潘維教授(左)。(受訪者供圖)

點新聞:您認為香港青年在中美文化互鑒中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

閻教授:「中美關係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中美關係的未來取決於兩國如何尋找正確的相處之道,取決於青年一代之間的互動、了解與互信狀態如何。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持續提升和不斷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青年一代,包括香港青年對世界的認知和態度,也對塑造我國與世界其他各國、各民族、各文明的未來相處方式非常重要。

過去15年在香港任教大學基礎課的經驗,使我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許多香港的一年級本科生,深感香港年輕人的思想開放,以及與國際文化發展保持同步,外語水平也普遍很好。充分發揮香港青年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有助於打破中外文化隔閡,對政府間交流起到良好的補充作用,從基礎層面助力中美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青年之間的友好和高質量交往是兩國關係穩定的重要基礎,有利於造福兩國人民,也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匯聚力量。

半個多世紀前,中美乒乓球隊的年輕運動員們憑藉友誼和真誠推動了中美關係的發展,創造了「小球推動大球」的佳話。這一歷史經驗也表明,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美關係面臨諸多挑戰的背景下,我們應堅定推動青年交流,深化國際青年交往合作,充分發揮香港青年在中美文化文明互鑒中的作用,以戰略定力在這一方面持續努力、久久為功。

(記者:張安寧/採訪  邱詩雨 施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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