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特區管治團隊三司十五局，是特區管治團隊的核心，各大部門的掌門人一言一行，無一例外都受到公眾關注。當然，特區政府亦會依例就各大部門首長的日常行程及時做出公告，尤其是對於其離境外出及署任人選，都會適時做出正式刊憲。然則亦未必一概如斯，凡事總有特例。比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近日臨時臨急突然改變行程，短暫失蹤，亦未刊憲。於是乎，就有人大造文章，言下之意似乎政府不守規矩，不按既定程序辦事。
事實究竟如何呢？原本通告6日將參與一項公益活動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臨時缺席，原來是離港赴泰國參與營救被困港人的跨境行動，並成功促使6名被禁錮的港人回港。鄧炳強7日回港在機場見記者，被問及為何沒有解釋離港原因，又為何沒有像以往，刊憲報公布署任局長人選時就稱，是否出憲報是按實際需要，今次行動明顯有一定隱蔽性保密性，顯然不能打草驚蛇，令到犯罪集團事先收到風，做出相應的改變與防範，徒增營救困難。簡單一句話，一切以生命為上，以港人切身利益為上，不想影響拯救行動及生命。
鄧炳強又質疑發問的媒體記者是否旨在打擊政府威信：「我唔知係咪可能呢個《明報》記者覺得，係能夠搵到一啲政府不足嘅地方，就足以打擊政府威信、就係佢哋嘅目標？」鄧炳強再次強調，政府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盡快拯救人命，確保港人生命安全並能夠盡快安全返回香港。
有鑒於以上的客觀情勢，相信一般市民都能夠非常客觀理性地理解諒解當局的有關安排，特區政府正在配合中央政府，全力打擊東南亞電騙犯罪活動，營救被困騙窟的受害人，這一活動已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實際成效，其中，已經有多位受騙的受害人幸而脫離電騙樊籠，脫身回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想必所有港人都清楚，東南亞電騙犯罪活動之所以能夠長期如此猖獗，顯見該犯罪團夥犯案手段之高明，從誘騙人質甚至綁架人質到電騙成功，已經形成了攻防嚴密的完整的犯罪產業鏈，其中更有嚴密的分工合作，甚至有可能與南亞地方勢力的黑白勾連。這就不排除包括特區在內的中國反電騙行動的任何安排部署及行動，都極有可能被暗通款曲，招致行動功虧一簣，甚至還有可能危及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
身為香港執法機構最高首長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率工作組往當地協助執法，營救港人受害者，若然高調出行，消息靈通的電騙集團是否會不為所動，袖手旁觀？顯然不會，只能會先將港人受害者轉移至更為隱蔽的地方預做防範，又或是因為局長親征，自然而然會吊高胃口開大價碼，亦必然會增加營救的難度。
依法依例辦事，凡事講究程序，確實是香港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優勢。但事事都講程序，卻不問後果，顯然有違現屆政府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若果一定要堅持在程序與結果之間選擇，相信社會上更多理性的聲音還是堅持結果，畢竟程序應該為結果服務。若然因為程序妨礙甚至不能達致預定的目標與結果，那就只能證明這種程序一定不合時宜，就必須要與時俱進，做出適度改變。
回頭再看鄧炳強局長原先預定出席的一場公益活動，是到昂坪市集參觀由慈善機構「藝文發展基金會」籌辦的「中國王朝風雲館之三國風雲」，項目旨在響應政府推動香港旅遊和中華文化，及加強愛國主義及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雖然是項活動有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但若與拯救被困港人相比，顯然可去可不去，局長未能參加是項活動，雖或令活動稍有失色，但不影響活動如期展開。但是，局長若然未能親身前往泰國，是項營救活動或未必能夠引起泰國方面的高度重視，執法力度未如預期，未必一定能夠順利拯救到該六位被困港人，孰輕孰重不言而喻。
正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兩會踏入尾聲，上周三列席人大會議開幕會的行政長官李家超，翌日即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很有啟發性，特首並大談「抓改革、惠民生、穩中求進、守正創新」四大方面的看法，督導管治團隊勇於創新敢於破局。6名司長及副司長在7日晚上發帖回應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接見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的講話及期望，暢談對香港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展望與期待。各大政策局15位局長亦齊齊發文，結合兩會精神及各自政策範疇的發展，向外界展示管治者致力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經濟惠顧民生的堅定決心。這其實也是特區管治者最集中的公開集體亮相，顯示管治者是一個眾志成城的團結一心的一體化的團隊，都具有國家發展大局的全局觀大局觀。正如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所言，官員一方面要表達對中央領導人觀點、指示的認同和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展示特區政府團結一致去落實中央要求，同時體現特區對中央負責的憲制關係。這樣公開的集體亮相發聲，其主觀意圖亦在於務實有為地推動特區管治取得實效。由此可見，局長之行蹤在特區從來都不是謎。
局長行程行蹤行為的關鍵，在於如何推動政策局的工作取得令中央及社會各界滿意的成效，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為媒體隨時隨地提供可資報道的素材。雖然公眾有知情權，但是否更應該把焦點落在相關政策局工作的實際成效，即特區管治者的務實有為方面，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而不是媒體當日有無報道的新聞素材，否則，若果只是一味雞蛋裏挑骨頭，如鄧局長所言，只是拿放大鏡尋找政府工作不足的蛛絲馬跡，反倒是失去了媒體本應該發揮的社會監督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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