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四方｜港澳特區可參考新加坡的經驗 - 來論

文/關品方

港澳特區可參考新加坡的經驗。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廣東人遠渡重洋南下在異域開闢新天地，有光輝傳統：大致從1840年起，逐漸蔚成風氣長達100年，一直到大約1941年。東南亞其中一個熱門目的地是新加坡。當地不少華人的祖籍就在廣東。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便是其中的代表。李沐文是客家人（祖先從中原南遷到廣東），1862年（16歲）從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不是香港新界大埔）移居到海峽殖民地的經歷，造就了李光耀作為第四代華裔新加坡人的移民背景。李光耀的祖父是李雲龍（1871年生），父親是李進坤（1903年生），李光耀1923年生。他的祖父李雲龍對這個嫡孫寵愛有加，培養他接受英語教育，因此李光耀自幼受到英國文化的強烈影響。

李光耀和李顯龍（1952年生）兩父子都對中國抱有好感。他們對於國際形勢，尤其於中美關係，有極深刻的獨特認識。1978年鄧小平到新加坡和李光耀會面，鄧小平問李光耀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景。李光耀毫不猶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一定可以成功，最終中國一定能夠崛起，恢復歷史上的大國地位。鄧小平問為什麼？李光耀回答：中國有極深厚的文化沉澱，在農村的窮鄉僻壤，隨時會出現偉大的歷史人物，因此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景深信不疑。其實從某個角度看，這亦可以在李光耀身上反映。他曾祖父初到新加坡時地位相當卑微，如果不是窮困不會跑到南洋謀生。到李光耀祖父一代已建立根基，父親繼承更有成就。李光耀中學時期就讀當地頂尖的萊佛仕書院（差不多等於香港當年的中央書院，即皇仁書院的前身）。二戰結束後，李光耀獲大英帝國女王獎學金，22歲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經學院以及劍橋大學。早年他受到導師拉斯基的社會主義理論影響，遂發展出反對殖民統治的思想傾向。李光耀1950年返新加坡後投身政治，先是反英其後反馬，15年後（1965，42歲）領導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這段歷史頗曲折，不在這裏細說。

1990年，李光耀辭去新加坡總理的職務，但留任內閣資政，直到2011年。根據2003年首次披露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Temasek, 淡馬錫）董事會年報，李光耀卸任總理之後其實一直擔任淡馬錫董事長的職務，負責管理新加坡政府外匯儲備的投資。

李光耀提倡「亞洲價值觀」，認為亞洲國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價值觀點行事。他一直對西方國家對他的所謂專制極權甚至獨裁的批評不加理會，認為西方民主不能夠強加給亞洲人民。李光耀限制公民不可以有絕對民主和放任自由。在他長達35年的執政期間，他採取了一些強硬措施和敏感政策，但經濟成功、政治穩定。他控制媒體以打擊反對派（包括外國媒體）。在他治下，新加坡政府以高效廉潔馳名，人民生活水平在亞洲國家之中數一數二。

1993年4月27日，海峽兩岸曾經在新加坡舉行汪辜會談，由李光耀一手促成，極具歷史意義。李光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和兩岸政治人物都有交往。李光耀對鄧小平十分尊重，經濟方面的開放改革，李光耀和鄧小平有很多相似之處。新加坡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李光耀長期以來一直表示，新加坡將會是東盟之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會員國。因此，在印尼與中國建交之後，直至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才與中國正式建交。同年11月26日，李光耀辭任總理退居二線，交棒給李顯龍。這是分水嶺，承先啟後，先後有序，極具意義。

李光耀對新加坡的人口構成政策十分嚴謹，華人要保持在73%左右，馬來人和印度人加起來只是少數（大約20%），其他族裔（包括菲律賓、印尼等）只有大約7%。這是深思熟慮。

李光耀是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2018年，中央授與李光耀「中國改革友誼獎章」。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李光耀已改變對中國大陸的眼光。他會晤過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多位中國領導人，對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響。李光耀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不僅造福中國人民，也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繁榮作出重要貢獻。

李光耀不僅是新加坡的開國元勳，也是現代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擔任新加坡總理數十年，領導新加坡實現了經濟飛躍，最難能可貴的是拒絕靠到美國的一邊。一個缺乏資源、初期缺乏方向和生機的城市，變成為全球貿易和金融中心之一。

回顧歷史，李光耀於新加坡建國初期曾經一度排斥華語，「英語至上」，甚至將當年大中華地區以外唯一的一所中文大學——南洋大學關閉，華文教育的生存空間亦因此一度斷送，其後才調整過來。1990年後，李顯龍改弦易轍，中（普通話、簡體字）英並重。因為他務實，了解到中國的經濟體量不斷增大，勢如破竹。最近十多年來，我們見到李顯龍在公開場合用華語發表演說，比較他用英語更多。香港和澳門兩特區應該繁簡並用，同時鼓勵多用普通話。

李光耀對於中國和美國的評價和在中美之間的取態，值得東盟冷靜參考。他認為美國與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並沒有尖銳至互不相容的矛盾衝突，認為中國需要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以確保其商品能進入美國市場，參與投資，獲取技術。美國也沒必要把中國當成自己的長期敵人。這是理性務實。李顯龍繼承他父親的政治取態，早期還希望在中美之間遊走，取得最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最近幾年，他發覺已經不可能不選邊站，不可能再靠邊站，現在已經向中國傾斜，認同中國，站在中國這一邊，抗拒美國咄咄逼人的霸權嘴臉。

新加坡在中國的重大投資項目，除江蘇省的蘇州工業園之外，就筆者所知，在雲南昆明有文旅項目。昆明是新加坡公務員理想的休假地方，新加坡和昆明之間有直航班機。此外，新加坡對大灣區相當重視，尤其是廣州。廣東省現在是新加坡最大的省級貿易夥伴，也是新加坡在中國最大的投資地區。中國和新加坡聯合打造的國家級雙邊合作項目包括中新廣州知識城（從2010年開始），14年努力，如今已經成為一座現代化新城。此外還有廣州國際生物島，好像在永慶坊也有項目。

筆者1971年到日本出席國際學生會議，當年有新加坡學生代表團出席，一個只有6年歷史的新興國家。從那個時候起，我們經常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從四小龍時代一直到回歸前以及回歸後，一直到今天。

澳門回歸後成為中國的另一特別行政區，過去25年的發展成績驕人。我們總是忘不了不時要和新加坡比較，金融中心、財富管理、家族辦公室、文化旅遊、中外交流、超級聯繫人，不一而足。其實香港澳門和新加坡既有可比性，亦有其本質上的差異。香港澳門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新加坡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由於歷史文化背景和華人僑胞的淵源，新加坡可以說是我們的遠親近鄰。關鍵是一定要系統地冷靜深入了解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找出值得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學習的地方，立足於「一國兩制」，有我們自己獨有的特色：既背靠祖國亦面向世界，更能夠充分發揮各方面的潛在優勢。從這個角度看，其實我們的條件比較新加坡更為優越。

早年李光耀和近年李顯龍對中國的態度轉變，他們對於自己在中美之間應該怎樣定位，有一個調整的過程，是經過長考之後的決定，不再含糊，不再磋砣，不再做騎牆派。作為小國，新加坡有自身的危機意識，立國59年來深受歷練。相反，香港和澳門回歸前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遺留下來不少，到現在還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深層次問題。這是港澳特區仍要面對的挑戰，比較之下，澳門特區好像做得好一些。

別的不說，單是語言表達能力，香港一定要恢復英語水平，一定要推廣用普通話，不可以越來越偏重只講粵語。香港年輕一代，現在英語說不好，普通話也說不好，即使廣東話（粵語、白話）的表達能力亦差強人意。這並不單是語言方面的問題，因為通過語言可以建立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共融的橋樑，並不單純是日常生活的表達和使用，而是深入到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的國際化所必需。我們一定要恢復香港特區作為中國境內最國際化城市的地位，堅持要有高度溝通能力的特色，才能夠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作用，不辜負國家對香港特區的期望。澳門特區倒是很早就決定：發展重點之一是與葡語系國家集群的交住，成績有目共睹。舉一反三，看看新加坡，再想想自己，應很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