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教大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及顧問張炳良近日接受訪問時稱，有些國家對香港陳見已經根深固定，香港如要重建國際形象須找「關鍵點」（critical point）扭轉偏見，顯示香港依然自由多元。張炳良建議政府鼓勵某些團體集會：「你（政府）要證明集會仍然得，建制派都可集會，五一（勞動節）工聯會都可以遊行。」
無端端被捲入口舌是非的工聯會，自然是忿忿不平。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即時發文反駁，有「前政府官員、如今的所謂教授學者」表示政府要證明仍然可以集會，「五一（勞動節）工聯會都可以遊行」。工聯會非常明確知道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會方要遊行示威就遊行示威，反對、抗議、譴責美國，就反對、抗議、譴責美國。吳秋北直斥張教授「要黑政府不要借工聯會說事兒」。
說來不過是口水而已，集會也好遊行也好，不論是國家憲法，還是基本法，都白紙黑字明確規定，公民依法享有集會結社及表達訴求的言論自由。任何團體在任何時間，都可以就自己關心的議題，依法申請舉辦合法的遊行集會。回歸27年來，香港有關遊行集會的法治保障從未有任何變化，縱然實施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亦只是令到相關的法例更加清晰透明明確，直白一點，就是確立了最基本的法律底線紅線。即，在充分確保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有效維護社會秩序的前提下依法合法進行，並不存在張教授暗示的「連集會也幾乎完全受到了限制」。
根據警方的統計數據，雖然大規模的遊行集會確實漸漸絕跡，但整體而言，本港的集會數目仍在持續增加。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愛國愛港的集會就不能顯現香港作為亞洲國際大都會的特殊地位，而只有反中亂港集會或者與政府唱反調的集會才能凸顯香港的國際地位。若果執意用這樣簡單二分法的邏輯分析問題，則會陷入張教授口中的狹窄的政治胡同，帶着某些勢力的有色眼鏡看待香港社會大環境。這也正如吳秋北議員所講的有點粗俗的白話：不能用脫褲子來證明自己會放屁能放屁。
張炳良又指，經濟問題背後牽涉港人信心及國際觀感等，不能迴避政治，不能只以經濟手段振興經濟，他認為香港步入經濟轉型期，港府可推動「經濟大辯論」，刺激社會討論再達共識，讓推動改革時更順暢，不要讓社會覺得官方「想點就點」。
這個建議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但仔細推敲，又覺得其中有什麼問題。首先，經濟大辯論要辯論什麼呢？香港每年舉辦的國際金融論壇、國際航運大會、國際博覽等等，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就在前不久，權威機構將香港列為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畢馬威近日發表的《中國內地和香港IPO市場：2024年第三季度回顧》報告表明，香港已重新躋身全球五大新股集資（IPO）市場之列，年初至今錄得45宗上市項目，合共集資556億元，集資額和宗數均較2023年同期分別增長1.23倍和2%。另外，在中央政府最新宣布的經濟刺激措施推動下，內地和香港股市於上周錄得最大單周升幅，創近20個月新高。專家分析，預期將吸引更多國際資金流入，從而令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本市場更具活力。
若果與上述這些具有實質意義的盛會及經濟數據相比較，國際社會是更看重香港的獨特優勢與市場自由及活力呢，還是斜眼冷觀香港此起彼伏的集會遊行呢？答案不言而喻。至於通過經濟大辯論試圖證明特區政府並非「想點就點」，更是有點不知所云。香港當今存在的最大問題並非是政府「想點就點」，恰恰相反，是特區政府想點而不能點。依據基本法，特區管治架構應該是行政主導。但囿於傳統的僵化的管治思維及固化利益藩籬，特區政府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方略並不能得到完全有效的貫徹落實，正正因為如此，中央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香港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制度與機制，增強社會活力，提升社會競爭力。張教授作為曾經的政府局長，對此早應感同身受，試問前局長大人，他在局長任上，能夠做到「想點就點」嗎？
當然，對於張教授的如下建議，修例風波仍有逾6000名被捕者未被起訴，若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營造社會和諧氛圍。有關這個話題其實社會各界確實普遍有類似的主張與訴求，期望特區政府快刀斬亂麻，凝聚社會共識，回歸拚經濟謀發展的正道上來。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釋放司法能量，讓本港司法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構建國際仲裁中心，處理更多的經濟商務糾紛，更充分及時地保障國際資本的合法權益，讓國際資本在透明高效的法治空間中躺着也能安心賺大錢。
俗話說，「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張炳良教授的計策是否可行，有待探討並進一步觀察，特區政府亦正在呼應中央要求改革的呼聲，相信即將公布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必然會有很多的改革亮點，至於特區政府在廣泛徵求社會各界意見建議基礎上構築的推動改革的「過牆梯」具有什麼特色，各界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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