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蔣湖
香港籌辦第三所醫學院似已漸有共識，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明確反對意見提出。
總的來看，香港醫療體制機制運行有年，在保障市民健康、增進福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現一些廣受詬病的問題，如排不上隊、看病難等。目前看，香港的醫生數量過少，是造成問題的一個原因。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最近表示，本港目前有1.6萬多名註冊醫生，以全港750萬人口計算，每千人中僅有2.16個，佔人口比率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最低。筆者查詢相關數據，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是每千人醫生數量為3.5名，美國為2.6，日本2.4，歐洲國家多在3以上，奧地利最高，5.2。
除醫生人數過少之外，香港還存在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截至2020年底的準確數據，本港共有15298名正式註冊醫生，當中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合共7138名，佔醫生總數不到一半，但公營醫療系統卻承擔了全港近九成的服務需求。另一半多則在私立醫療機構執業。
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想解決國民的醫療、教育、住房問題都非易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源稟賦不同，資金投入不同，生命觀念不同，所以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手段也各不相同。在內地，這三大民生問題被稱為「新三座大山」。美國有全球最發達的醫療技術和健全的醫保系統，整體醫療衞生支出（含公共醫療和私人醫療系統）佔到美國GDP的18%以上，近20%，遠超中國，但美國的人均壽命僅為76.1歲，低於中國的78.2歲。香港的人均壽命高居世界最前列，其中女性為88.17歲，全球第一；男性為82.38歲，全球第二。而相比美國的18%，香港的投入只佔到7%以上，也低於瑞士、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澳洲等多數發達經濟體。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醫療投入相當高效。特別是經歷過三年病疫流行，痛定思痛，香港醫療資源仍然不足、公立醫療系統還不能應對突發公共衞生危機，已成為社會大眾的普遍觀感。這也讓香港在加大對醫療教育的投入方面，增加了共識。
筆者亦同意應該加大對醫療資源的投入，不僅是為了應對公共衞生事件，而是隨着香港進入老齡化社會，人類對健康長壽的心理預期增加，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只會越來越高。由此，開辦第三所醫學院、提高醫生供給，是解決香港資源不足的一個方式。不過，風物長宜放眼量，對開辦新醫學院的前置條件、資源投入、系所專業設置、對社會資源的利用、招生規模、香港醫療制度和運行機制的系統思考等相關因素，亦應做通盤考量，待各方有識之士提出更多建設性意見，充分論證、達成共識後，才具備推進的可行性。
比如，目前主要是港科大和理工大學在提出申辦。有論者在暢想待第三所醫學院落成後繼續啟動第四第五所醫學院。這些開放式想法是否可行，確實需要專業人士深入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看看美國及內地的醫學教育情況。根據美國醫學院協會（AAMC）的數據，目前美國共有152所醫學院，分布在美國31個州。其中140所是本科醫學院，12所是研究生專業醫學院。單從香港和美國的人口對比看，香港的醫學院確實不夠，還有一倍增長空間。在畢業生方面，很多年來美國每年的醫學畢業生大致穩定在15000多人，大致類同香港每年400人畢業的水平。不過與此同時，美國住院醫師卻多了一倍多，包括來自中國在內的國際醫學畢業生(IMG)彌補了這些空缺，2000年IMG已佔美國住院醫師的30%。因此從2000年以來，美國的醫學院一直在擴大班級人數（或者說增加錄取學生數）。2008年的報道稱，美國準備新建12所醫學院。內地方面，截至2024年內地有超過300所醫學類院校，其中獨立醫學院校110所，設置醫學相關學科的綜合性大學109所。在一億人口的廣東，有包括中山大學、南方醫科大學等在內的近20所本科高校，此外還有一些醫學專科學校。
此外，如果真要創辦醫學院，還有諸多內容需要審慎思考。比如在公共財政投入之外，如何汲取各方力量共同義助辦學？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自1913年創辦起，就致力於「在全世界促進人類健康」，資助範圍定於醫學、公共衞生和農業。在美國，早期就資助了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等傳統醫學院, 幫助實現向現代醫學院的轉變。國際方面，在歐洲、美洲、亞洲等地資助建立醫學教育機構和醫院，僅1917年到192年就投入4000萬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國的協和醫學院。這家最早由美英基督教會於1906年聯合創辦的內地北方第一所醫學院，1915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巨資捐贈，很快成為中國醫學教育的佼佼者。25年辦學，只培養了311名畢業生，人數不多，每個都出類拔萃。1949年後，歷經風雨洗刷，協和醫學院依然保持在醫學界的卓越聲譽，貢獻出林巧稚等一批醫術高明、醫德高尚的醫學專家。在香港，李嘉誠基金會亦重金資助醫學教育和生命科學研究。那麼，類似基金會還有哪些？
筆者早年因緣際會，在醫療行業用過一點苦功，對近現代中國醫學發展史有所積累。其實，香港的醫學教育和內地過去曾深有關聯。孫中山最早就讀於廣州的博濟醫學堂，次年才轉入香港西醫書院，是書院第一屆兩名畢業生之一，這也是孫中山為港大校友的由來。博濟醫學堂則是內地第一所西醫教育機構。早年以醫學傳教士身份來華，曾在北京的協和醫學院、山東的齊魯大學醫學院任教，因抗戰爆發而於1938年轉到港大任教、後出任醫學院院長的王國棟（Gordon King，1900年7月—1991年10月），更是香港醫學教育史上的傳奇人物。他的故事實在精彩，此處無法細說，僅舉一兩個例子：1944年2月，身在重慶的王國棟幫助港大學生黃麗松等獲取羅德獎學金，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黃麗松後成為聲望頗高的港大校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創院院長蔡永業，也是王國棟學生，因香港淪陷、港大停課故轉到內地，經王國棟安排在復校於成都的齊魯大學繼續攻讀醫學。蔡戰後去英國深造，回港後亦對香港的醫療教育事業有做出貢獻。寫到這裏，無非是想說，如要創辦第三所醫學院，固然是各種複雜又具體事務的經辦，如財政投入、校舍建設、老師招聘和學生培養，背後則是深植於香港歷史文化深處的公共性事件，馬虎不得，需要各方做深入、周詳的研究考察。人心幽微，世情細密如此，敢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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