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前兩天，筆者到了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在那裏尋找了毛澤東主席留下的歷史足跡，於「古田會議紀念館」裏細細地學習了有關的會議精神。以史為鑒，香港特區政府現今在處理老大難問題時雖努力奮發，但結果仍是差強人意，亟需查找進一步提升謀略與能力的方法，卻原來良方妙策就在「古田會議」的決議之中。
一年多以來，影響深遠，引起各階層爭拗比較大，最受社會關注的老大難問題就有粉嶺高球場興建公屋計劃（收回32公頃土地興建公屋鬥爭不止）、立法會修訂中大校董會管理條例（校長段崇智管理遭人詬病）、教育風氣敗壞（各大專院校的迎新營年年發生風化事件/案件）、紅山半島超豪別墅瘋狂僭建及霸佔官地（有關部門執法因循拖拉）等等。這些事件看上去五花八門，似乎多種多樣，但其實都是牽涉到兩個深層次問題；一個是特區政府的團隊精神，另一個則是社會風氣。
常識告訴我們，揚湯止沸只能收一時之效，如果不釜底抽薪，從根基上消除禍根，不但眼前的事件不容易妥善解決，也會讓潛伏在暗角裏的「港獨」顛覆勢力有機可乘，不斷製造或加大社會矛盾，破壞特區政府振興香港的努力。自上任以來，行政長官李家超夙夜匪懈，不斷努力，本着以結果為目標的宗旨來提振香港，市民大眾對他的十足幹勁都稱讚有加。不過，香港特區這本書雖然不厚，要讀懂殊為不易，想寫好就更為不易，非借鑒前人的智慧不可。
1928年4月，毛主席所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所帶領的湘南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合編為紅四軍，之後多次打敗了國民黨軍的進剿。為了打開局面，毛主席、朱德於1929年1月率紅四軍向贛閩邊境進軍，開創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後來的中央蘇區的基礎。隨着形勢的積極發展，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加上戰鬥頻繁，物資缺乏，部隊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訓，導致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軍閥主義等等不良風氣滋長嚴重。
作為領導紅四軍的前委書記，毛主席力圖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但行動卻未能被大多數同志理解及接受，使他不得不暫時退出一線領導工作。不過，事實勝於雄辯，不久之後，局面就呈現出負面的走勢。1929年8月，陳毅親身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如實匯報了紅四軍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深入研究了紅四軍的路線問題，並於一個月後作出決定，審定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肯定了毛主席的領導，明確指示毛主席仍任前委書記。
毛主席重新領導紅四軍的工作之後，於1929年12月28至29日召開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古田會議」。會議主要是整頓紅四軍裏種種不良風氣，進一步確立了其在「三灣改編」時所提出的黨絕對領導軍隊原則，強調了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古田會議」決議分為8個部分，內容詳盡，針對性極強，同時系統性地列舉各種問題並提出相應的糾正方法。由於篇幅所限，在此只介紹特別值得特區政府學習，能夠糾正政府團隊精神和社會風氣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紅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鬥爭，缺乏對黨員作出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香港之所以出現當今的種種負面現象，固然有美西方勢力及本地「港獨」團夥長期勾結，荼毒年輕人作亂的因素，但是，歷屆特區政府對社會種種不良現象缺乏一致的鬥爭，缺乏對市民作出正確觀念的教育，也是這些負面現象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重點是，「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鬥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的教育做起。不提高黨內政治水準，不肅清黨內各種偏向，便絕然不能健全並擴大紅軍，更不能擔負重大的鬥爭任務。因此，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之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
特區政府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主要官員、公務員以及市民的問題。為了管治團隊的健全，為了政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全社會的教育做起。不提高官民的政治水準，不肅清官員中的無間道與社會的各種偏向，便決然不能健全管治團隊，更不能擔負中央交託的振興香港任務。因此，有計劃地對全體官民進行正確的教育，糾正過去之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當前特區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
在此筆者衷心建議行政長官李家超追隨中央領導人的腳步，帶領官員前去古田，學習「古田會議」的精神，從中領悟出有效解決香港老大難問題的方法。如果面對困難，卻放着我國寶貴的成功經驗而不用，豈不等於是拿着金缽去討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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