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肆虐三年整的新冠肺炎，確實可以讓人類徹徹底底鬆口氣了。也正因為如此，近期社會上突然冒出了一種聲音，且振振有詞地呼籲成立抗疫獨立調查委員會，要徹底調查三年疫情的全過程，甚至還有人揚言應該徹查領導防疫抗疫的官員有無失職。姑且不論政府已經完成新老交替，物是人非，此特首已非彼特首，此局長更非彼局長，但是疫情仍如貓拉稀，稀稀拉拉，似斷未斷。新一屆特區政府工作千頭萬緒，提振經濟迫在眉睫，如此當眼之際，又要分散精力注意力，耗費精力物力去搞調查，其動機與效果也備受質疑，究竟要成立一個什麼樣的調查委員會？官辦還是民辦？調查的動機與出發點是什麼？準備怎麼查？又想查誰？
持續三年的艱苦卓絕的防疫抗疫，在農曆新年前後終於露出能夠令人為之寬心舒心安心的淡淡曙光，雖然單日確診仍有兩、三千宗，但觀乎本港疫情整體走勢及全球疫情態勢，顯然已成強弩之末，呈現三而竭之頹勢。若不出意外，隨着天氣漸入暖春，疫霾煙消雲散勢成必然。當然，新冠病毒的多變特質也有可能再度發生變異，就算近日國際媒體曝光美國某大藥商正在積極主動用心研發新的變異毒株，這一令世人震驚的消息尚未完全得到證實，社會各界，特別是醫療界仍然抱持高度警惕，科班出身的醫衞局局長盧寵茂迄今仍不敢掉以輕心地將新冠感染列為感冒式風土病，就可見一斑。
當近鄰廣東省已經吹響爭先領先、全面提升高質量發展、再造一個「新廣東」的拚經濟集結號之際，香港某些人似乎不以為意、不以為然、不以為後，還在心心念念地打着調查的旗號，靠抨擊新一屆政府當猴精耍猴戲，究竟應該怎樣體現愛國者治港，愛國者究竟應該展現怎樣的愛國擔當，具有怎麼樣的愛國遠見卓識，社會各界確實應該認真反省反思。
早前被他人批評耍猴戲的一位立法會議員煞有架勢地聲稱：「人是善忘的。要憶述三年前發生的，現在看來已有點困難，還等？」或許社會各界還可以提出一個質疑，立法會成立運作已經超過一年，個別議員何曾提出過一項有關港計民生的響噹噹議案建議？難道需要市民繼續耐心等待？還等？還等下一個四年？
當然，多年前的「沙士」疫後其實並未有成立「調查委員會」。所謂的「調查委員會」，一般是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委任、具備多項調查研訊及法官權力的委員會，但2003年針對「沙士」成立的特區政府專家委員會、醫院管理局疫症委員會與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皆非根據該條條例成立，而且其成立初衷，亦並非針對政府管治，而只是聚焦完善醫療系統如何應對危機。
即便如此，在檢討如何應對重大公共衞生危機一事上，上述三個委員會的研究和報告當時確實也都提出許多建議。有些後來確實獲特區政府接納及執行，像是成立「三層應變機制」，但該應變機制是否在今次防疫抗疫中如期運作並是否發揮預期成效，相信也是眾說紛紜，各執一詞。也有很多建議部分半途而廢、無疾而終，例如擬建三座傳染病大樓只完成了瑪嘉烈醫院一處。至於加強與私家醫生配合、加強發放訊息訓練等，就今次抗疫三年過程而言，好像完全沒有見到任何成效，抗疫初期的各自為政，私家醫生醫院拒絕配合，拒絕履行救死扶傷醫療人道，整個社會防疫資訊混亂，則是比比皆是。
由此可見，不管檢討抑或調查，又或是根據什麼法例、設立什麼名目或形式的委員會，又或是由誰人主導，最重要的顯然不是去追查某人的過失疏失，而是在於總結經驗、得出適當且可取的改善方案，形成一種有效的應對危機的運作機制，並且確保它們在關鍵時刻不應人事變更而能夠真正發揮效力。假若重點落墨在追究責任譴責官員批評政府，而不改正缺陷，或者嘩眾取寵提出諸多華而不實的建議，甚至為撈取津貼大費周章擬就洋洋灑灑的華彩篇章，而不去考究究竟能否切實做出針對性改善，一旦危機依然自以為是我行我素，這顯然是這些捨本逐末的荒腔走板，對於特區日後應對重大疾患危機毫無裨益。
2019年持續經年的修例風波已經造成了社會撕裂分化，給社群關係的脆弱傷口撒了一把鹽，迄今想來都是心有餘悸，彼時亦有人提出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甚至更有立法會內的某些亂港分子居心叵測地提出設立「專門針對警察」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特區政府甚至還完全迫於反中亂港分子的淫威，不得不一再退讓，甚至還擬定好委員會主席等人選，幸好中央即時出手，頒行香港國安法，一錘定乾坤，扭轉亂局，令香港由亂到治。事實證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央政府都是香港的定海神針，是香港社會穩定發展的堅強後盾。今時今日，還有人會執意爭取設立調查委員會嗎？修例風波事件未做事後調查，難道香港的「兩制」就不能發揮其獨特優勢嗎？
新一屆特區政府是一個開放包容型的管治體系，政府成立伊始即開宗明義倡導兼聽則明，會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聲音，營造和諧高效的良政善治，政府運作已經大半年，確實見到正堅定不移地朝這個方向努力，並且已經取得了切實有效的管治成效，這都是已經獲得中央高度肯定，獲得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資本的高度認可的客觀事實。為今之計，全社會應該齊心協力，團結一心，合力推動特區集中主要精力，發揮優勢，提升效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香港特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港，成為營商之都，而非政治紛爭之都。在這方面，台灣地區就是香港最好的前車之鑒。
當然，如此主張並非是面對問題的鴕鳥之策。特區政府亦可以要求涉及抗疫的多個部門就三年抗疫作出有助改善工作效率的制度性檢討，包括疫苗接種、隔離安排、檢測安排、防疫措施、院舍安排、長者和幼童保障、公私營醫療系統協作、中醫藥配合、數據資料分析和發放、出入境限制、經濟影響、學童教育和學習進度、市民情緒和精神健康，與廣東省聯防聯控機制等，以利於更好地保護市民生命健康安全。
總而言之，疫情持續三年，過程中面對突如其來的新情況和新難題，社會各界都是彷徨無助，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政府也只能「摸着石頭過河」做決定，過程中肯定有不足之處。但這並不意味着一定要耗費公帑進行大規模的調查，正如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所質疑的，「將前朝官員『鞭屍』又有何意義？」
至於2003年沙士疫情之後，政府成立由英國、美國、澳洲、中國內地及本地的專家組成專家組，用約5個月時間，最終發表約200多頁報告，立法會之後又成立專責委員會，耗費8個月時間調查，發表長達400多頁的報告。試問，又有幾位市民認真地翻閱過呢？懷疑連當時的特首都極有可能未完全由頭到尾看完過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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