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凱文
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狀Tim Owen一事，產生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法案件會否形成國安漏洞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在特首向中央建議下釋法，透過釐清特首證明書制度及國安委的職責，述明了處理此一爭議的法律路徑。為此，大律師公會今次並沒高調反對釋法，但是對於政府在釋法後建議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一事，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聲稱，不希望修例時「一刀切」禁止海外律師處理國安案件。
杜淦堃指公會執委「一致」認為，並非每一宗國安案件都涉及國家機密，為保持靈活性，令控辯雙方在選擇律師時更有彈性，應該與非香港國安法的案件看齊，按個案選擇是否批准，又指這樣不單止在觀感上令公眾更易接受，亦會得到公眾支持。鑒於杜淦堃此番言論，似乎跟政府主張修例禁止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的方向不同，加上大律師公會是香港知名的專業團體，其「唱反調」的言論，自然引來不少外媒的爭相報道。
縱觀杜淦堃的言論，讓人不禁產生幾個問題。首先，他認為不應「一刀切」禁止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理由是並非每宗案件都涉及國家機密，但他是憑什麼認為案件不涉及國家機密，讓海外律師參與便沒有國家安全風險呢？若根據此一邏輯，法院早前在審理黎智英請英國御狀Tim Owen一案時，亦是認為案件不涉及國家機密，杜氏之言論又是否變相認為，容許對方參與黎智英案沒有問題？
要思考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的問題，便不得不提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之後，黎智英的所謂「國際律師團隊」便向英國首相致函，尋求跟其會面，商討「確保黎智英獲釋的可行性」。英國首相府發言人回應時表示，外交發展部國務大臣卓雅敏曾與律師團隊會面。及後，英國首相蘇納克在下議院接受議員質詢時，亦談及黎智英受審一案，並聲稱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有權介入香港事務云云。
此一事件已經證明，案件是否涉及國家機密，不應作為聘請海外律師可否參與國安案件的衡量標準。容許國安法被告人聘請非本地執業律師，其律師極有可能淪為外國代理人，並公開或暗地勾結外國勢力，協助或唆使對方利用各項途徑，例如向中央及特區政府施加外交壓力，或者製造國際輿論，煽惑港人憎恨中央和特區政府，乃至是誘發部分立場偏激的群眾暴亂，從而阻撓特區政府執法。
除此之外，准許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而對方同時是外國代理人，外國勢力便能及時掌握案件的審理進度，以及被告人的勝算，屆時對方便有可能請求外國政府採取進一步行動，輕者是「出口術」向法官施壓，揚言被告人若被判罪成，審理案件的法官將面臨外國的制裁行動，重者則有可能採取極端行動，致使法官在面臨輿論壓力乃至人身安全威脅之下，「放生」本應罪成的被告人，從而形成國安隱患。
至於杜淦堃宣稱，不「一刀切」觀感上會令公眾更易接受和支持，先不論對方發言之前，並沒做過公眾諮詢，所謂「公眾接受」一說，更像是自行貼金的託大之言，即使假定其說法為真，修例與否應以立法必要性和迫切性為主，即不禁止會否形成國安隱患，以及考慮本地執業律師的能力，能否在無外國律師參與下處理國安案件。以所謂「公眾接受」作為反對修例的藉口，不過是兜售民粹主義的觀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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