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近日在社交網連發兩帖，指特區政府對首長級公務員應該有國籍要求，如公務員不想放棄外國國籍，可以拒絕升職為部門首長，梁振英呼籲公開首長級公務員的國籍狀況。很明顯，在今時今日非常複雜的國際大環境下，特區政府在處理相關議題時，應該充分考慮公職人員，特別是高級公務員雙重身份可能給國家安全帶來的潛在風險與隱患。而高級公務員持有雙重身份，明顯地違背了國家憲法不承認雙重國籍的規定，也事實上違背了基本法對公職人員的基本要求。
《基本法》第99條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各部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必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基本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公務人員必須放棄外國護照外國國籍，但要求必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已經在客觀上對公職人員的身份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那些既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時又擁有外國護照外國身份的官員，顯然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3條亦列明，中國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身份，因此，公職人員所擁有的外國國籍從國家憲法的憲制層面講也是非法的，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得到身份認可。
因為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香港的中國公民即使已獲得外國公民身份，仍可被視為中國公民，在境內外獲國民待遇，在境外獲中國公民領事保護。即，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公民，在境外遇到任何非常事端，必須要確認其為香港永久居民的資格，才能獲得中國領事保護與便利。如新冠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政府安排包機撤僑，在境外遇到持有外國護照在當地旅行的香港人，請求中國領事館提供便利，領事館亦是確認其為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才給予國民待遇便利。
梁振英在貼文中指出，「香港回歸25年了，證明當年『太平門』的想法是多餘的，加上近幾年不斷惡化的國際關係，為甚麼既要做政府部門首長，又不肯放棄外國國籍？首長們的腦袋在想什麼？如果放棄外國國籍是犧牲，連這一點點犧牲都不能接受，將來你會為國家作更大的犧牲嗎？」講真，難道放棄外國護照（外國身份），對於部分高官而言，真的是犧牲嗎？與他們所享受的高薪厚綠相比，這算得上是犧牲嗎？在國家利益面前，這點所謂的犧牲又算得什麼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早前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關注高級或首長級公務員的國籍問題，憂慮相關公職人員持外國國籍，只宣誓效忠特區不足以解決雙重效忠問題。高級公務員在宣誓效忠特區的同時，必須同步宣誓效忠國家，而且，宣誓效忠國家不能僅僅流於形式化，必須發自內心的真誠，如何表現與驗證呢？個人身份就是最好的證明。任何一腳踩兩船的選擇，都在客觀上存在著效忠問題，至少在政治層面存在著私心。一個最為簡單的例子，一個男仔在絕對無意放棄備胎的情況下，與一個女孩拍拖，能夠說得上是一心一意的忠誠嗎？這樣的忠誠是否已經打了折扣呢？將心比心，當高官的女兒遇到這樣的男仔時，是否都會善意提醒女兒放棄放手呢？
對此，曾國衞就曾引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早前的回應，指政府暫時無意改變公務員的國籍規定，因為現時所有公務員都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相信已符合「愛國者治港」原則。宣誓就算效忠，那回歸以來，李柱銘、何俊仁、李卓人、許智峯、羅冠聰等人，都曾經鄭重其事地作出宣誓，他們的宣誓是發自內心嗎？他們的宣誓能有效嗎？答案顯而易見。
梁振英指，政府部門首長有外國國籍，是尊嚴問題，也是實際的效忠問題。「相信這些外國國籍，大多是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籍，這些國家和我們的關係怎樣，大家心知肚明。有外國國籍的政府部門首長可以說『我效忠中國，不效忠這些西方國家』、又或者『我既效忠中國，又效忠這些西方國家』嗎？」若然還抱持太平門想法，那何不直接去職去尋求所謂的太平呢？
梁振英質疑，「首長表現如此，怎樣叫下級的公務員宣誓效忠我們的國家？不想放棄外國國籍，可以拒絕升級做部門首長，不是很簡單嗎？哪些部門首長有外國國籍，可以公開嗎？」梁振英進一步指出：「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下，首長級政府人員主動放棄外國國籍，是最好的國民教育。講法律要求，也講政治。」姑且先不去爭拗法律規定，但從政治角度講，高級公務員擁有外國護照外國身份，已經是十足的政治不正確。
香港特區雖然是「一國兩制」架構中的「兩制」，但是「兩制」運作必須要以「一國」為主導，必須要符合國家憲法，要積極主動維護國家的安全與利益。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遵循憲法與基本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並得到進一步完善。這其中的一個明確概念就是香港的社會政治運作必須符合國家憲法，憲法既然不承認雙重國籍，且基本法也明確要求公職人員必須為香港永久居民，特區高級管理人員，就應該理所應當地遵循憲法與基本法，主動放棄外國護照與外國國籍，用單一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向特區效忠，向國家效忠，而不是吃著國家大碗的肉，還想著喝外國鍋裡的湯。魚與熊掌兼得，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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